March 3, 2015

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上)

【燧火評論】2015.03.02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2/

【文/蘇穎欣】
 
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抗拒」或「對抗」是他不斷覆述 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確也做到了。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 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忽略了對抗模式與過程。對薩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己見,對權 勢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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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當代知識分子時,所指涉的是什麼樣的個人,或是群體?我們是否可以更深刻的問:馬來西亞有知識分子嗎?

不少剛踏入學術圈的研究生對以上問題十分疑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中探索時,剛開始興致勃勃,衝勁十足,各家各法都欲涉獵一 番,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間長了,免不了自我審視且質疑一番:一直專研在一個專業領域裡,我到底做了什麼?接著,對於在論文中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義 寫得太冠冕堂皇而心生愧疚,心想:這本論文要是真的那麼有意義,最後除了指導教授和評審委員以外,還有多少人會仔細閱讀呢?這也是不少社會實踐者指責學者 關在象牙塔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箇中原因。另一方面,在現實抗爭現場衝得很前的行動者,卻可能因缺乏深刻反思與知識累積,而忽視了權力結構的問題癥結, 則僅能著眼於表面問題。

這大概就是知識探索和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同時我們不禁得思考,操作知識的人們是否就理應是「知識分子」?而這是否必然是褒義的用法?值得進一步釐 清。這幾年讀到不少問學心得、社會實踐者自白或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覺得有兩本論知識分子的專書很值得一讀。第一本,毫無疑問的,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 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此書中文版由 臺灣學者單德興翻譯。單老師是中文世界譯介薩依德的第一人,為了翻譯此書還親赴美國訪問薩依德。《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 反思,由幾篇1990年代發表於英國的演講稿延伸而來,因此比起薩依德其他著作顯得淺白易懂。另一本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則是馬來西亞已 故社會學家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此書是作者自1950年代起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而發展開來的論述,不停扣問的核心問題是:馬來西亞是否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a group of functioning intellectuals)?阿拉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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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德的夫子之道
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知識分子論》頁71)
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薩依德於英國佔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後赴美國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並任教於哥倫 比亞大學講授英美及比較文學至2003年病逝。長期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薩依德,以其《東方主義》一書聞名,為後殖民論述奠基,促成了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以文學研究起家的薩依德,視1967年六日中東戰爭為其人生轉捩點,自此原來截然不同的學術和政治二合為一,他也開始熱切關懷及參與巴勒斯 坦政治,大肆批判以西方為主導的本質主義政策及論述。「1967年以後,我非復昔日之我」他這麼說。我們可以斷言1967年是薩依德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起 點。特立獨行的他常因對權勢直言不諱而成為爭議性人物,甚至遭到死亡恐嚇。晚年罹患血癌的他卻依然教學寫作及發表演講,更加快了出版專著的腳步,與時間和 病魔頑抗。另外,他還是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和樂評者,曾與猶太裔音樂家巴倫波因(David Barenboim)對談,並攜手創立東西合集管弦樂團,藉由音樂促進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了解。在以巴及伊斯蘭問題持續僵化的今日,世人更加懷念這 位勇敢無懼的知識分子。

由身體力行的薩依德撰寫《知識分子論》,自然最適合不過。此書論及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exile)、邊緣人 (marginal)、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以及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首先梳理了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用法,發現一直以來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主要用於負 面,讓人聯想到「象牙塔」和「譏諷」。而他也舉出兩個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描述。第一個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普遍堅守不變的工作,後者則從專業領域中主動參與社會,獲取某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支持與贊同(他指的是無產階級),以 便能夠引導社會階層的走向。第二個極端的描述則是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顯然在他的理想國裡,大概只有 蘇格拉底等少數才智出眾之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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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翼「知識分子」定義歧異
乍看之下,左派和右派陣營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截然不同,而仰賴左派理論的薩依德似乎必定推從葛蘭西而斥責班達。其實並不然,薩依德頗能理解班達的理 想。他認為班達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堅強人格,幾乎永遠處於反對現狀的狀態,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尤其在受到正義的感召時,必「叱責腐敗、保衛弱 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也因此,這樣的人數量必定不多,只能是少數從高處發聲的清醒的人。另一方面,薩依德雖肯定葛蘭西的主 張,卻也點出葛蘭西理論中危險的一面:知識分子可能會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能幹的本業。因此他堅決主張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但這個公共 並不是要取悅大眾,反而是要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被任何集團收編,從而代表且提醒那些被遺忘的普遍原則,如自由與正義的議題。對薩依德而言,一 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抗拒」或「對抗」是薩依德不斷覆述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 確也做到了。這或許就是薩依德不滿意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原因,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導致那對抗模式和過程都被忽略了。對薩 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權勢說真話。

(待續,請閱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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