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慕情談媒體與抗爭者
原文刊於《當今大馬》
作者：蘇穎欣
媒体工作者常有机会采访抗争运动，让公众了解当前发生的大小型街头示威、抗议。但往往，报道出街引起社会关注之后，大众的关心会慢慢随着时间流逝，媒体也因此减少报道。
然而，一个社会议题往往并不始于街头示威，也不止于媒体报道。更甚的是，若报道缺乏脉络，也仅能传达表面信息。
对此，向来关注环境及社会议题的台湾记者胡慕情，除了实际参与农民抗争、报道议题，还将该地历史及农民生活写成书《黏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
在台湾苗栗县后龙镇，有一个叫“湾宝”的村庄，里头400多户农民经历了16年的农地保卫战，成功驳回土地征收令，夺回土地自主权，是台湾唯一农地征收抗争成功的案例。
胡慕情当时是台湾独立媒体《立报》的记者，自2009年起报道湾宝征地风波，进而走入湾宝农民的生活，记录他们反对“后龙科技园区”发展计划的抗争。
农地抗争唯一成功案例
胡慕情上月底到马来西亚多地发表 演讲 ，分享台湾近年的土地征收案以及环境开发所引起争议，尤其是湾宝这一农村，如何成功对抗征地，进而写下抗争成功的历史。
受询及当初如何走向报道社会运动及环境课题，胡慕情说，一切都始于台北乐生麻风病疗养院的抗争活动。
在台北县新庄市的乐生疗养院是台湾第一家公立麻风病隔离医院，在1929年由日本殖民政府设立。由于捷运计划的机厂将设在乐生疗养院现址，因此年迈的患者在1994年便遭迫迁。
关心疗养院命运的青年学生随后在2004年成立青年乐生联盟，多次阻挡有关当局进行强拆工作。直到2007年，在积累了多年社会能量后，乐生院的反拆迁运动成为最大的公民抗争议题，而当时台湾社会也陆续爆出多项环境争议，引起人民愤慨。
人民对主流媒体观感差
当时在独立媒体《立报》当记者的胡慕情开始持续性报道乐生院的抗争运动，也将文章贴在部落格，和其他青年博客在网络上做串联运动，采取和主流媒体不同视角的关注方式。
“2003年，《苹果日报》进军台湾，大大改变了台湾的媒体生态，变成以图像说故事的报道。”
“我开始进《立报》工作时，台湾的媒体环境就越来越糟，大家对主流媒体的观感很不好。而那时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开始和平面媒体竞争。”
胡慕情说，平面媒体为了要与网络媒体竞争，开始削减人力，裁掉地方记者，以至地方议题较难被媒体报道。
“这也影响了媒体对于社会监督的职责。因为，大部分的社会争议都不会发生在台北，尤其是较大的开发争议，多是发生在较偏远地方。”
“2007年左右，也因为乐生院的拆迁事件，大家开始意识到独立或另类媒体的重要。”
乐生麻风疗养院的启示
麻风病患是被污名化的群体，鉴于早期医学界与社会对此疾病缺乏深层的认识，不少患者被排挤和歧视。当时麻疯病被视为不治之症，政府对病患采取强制隔离政策。
我国位于双溪毛糯的麻风病院是世界第二大麻风病聚落，和台北乐生院相近的是，政府于2007年强硬的拆迁部分建筑物，令民间开始关注麻风病群体及“与世隔绝”的病院，要求保存这个见证社会史及医疗史演变过程的痕迹。
当年，积极参与捍卫乐生院运动的台湾学者丘延亮就曾来马考察，和抢救双溪毛糯的工作小组 交流 。
胡慕情说，目前在台湾组织社会运动的许多年轻人，都是从乐生运动“起家”。
反对党执政后的幻灭
她透露，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社会运动出现了断层。
“台湾社会运动在民进党执政后，其实出现了断层。因为过去社会运动和民进党走得很近，包括反核能发电等，争取民主的过程都和民进党一起。”
“但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就背叛了市民的力量。许多年纪稍大的社运工作者觉得被背叛，感到失望，就不再参与。”
她表示，2000年至2008年间，台湾经历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执政，原以为赶走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台湾政治能万象更新，怎知民进党却背弃了选民。
胡慕情续说，原本社运人士和民进党结合，以为后者上任之后能得偿所愿，挡下许多他们反对的争议性课题，但却不然。
“短短8年间，民进党让社会看见，它跟执政了50多年的国民党没差。为了执政，可以背弃选民和承诺。”
“陈水扁上台时说要停建核四（发电厂），一百多天后就复建了。”
社运与政党结合有危险
人民以为民进党会有不同政治议程，对环境、社会、弱势群体等有更好的政策，怎知比起国民党，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包括废公娼（废除公开登记营业的性工作者行业）、拆掉台北14、15号公园、拆乐生院、国光石化案等等，其实都是民进党执政时做的事。”
人民开始意识到社会运动和政治利益结合是有危险的。因此，民间草根力量团结起来，更和另类或独立媒体结合。
2007年到2010年之间有许多关于环境的社会问题发生，胡慕情认为国光石化案改变了台湾媒体生态。
“因为环境开发案若有人民抗争，从开始到结束其实会历经非常多的时间，往往主流媒体不会持续跟进，因版面珍贵，人力又被裁减。”
她表示，往往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有新的开发案启动、间中人民抗争、接着就是抗争结果，而不会去报道细节部分。
极力争取政府开放透明
她透露，也因为这些年社运团体的努力争取，一些政府机构开始变得开放，如环保署的审查就能开放媒体进入。
“这时另类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许多开发案的环保署审查会议，社运团体无法进入聆听，但媒体可以在里面。”
“例如会议涉及某些决定，媒体就能把资讯带出来，能成为社运团体下次运动的策略考量。”
另类媒体能进入聆听环保署的审查会议，这应该让大马社运团体及媒体感到啧啧称奇。但是，胡慕情说，这些都是必须争取的。
“因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所以我们能按照法律精神去和政府挑战。”
“一开始他们也不开放，反正我们就去闹，去争取，去冲撞。”
“如果媒体记者能团结起来，其实是有机会的。”
湾宝人民与土地的联系
回到胡慕情致力参与及报道的湾宝抗争活动，她说土地不仅代表农业，也引发人们思考发展的问题、土地正义以及生态环境的问题。承载农业的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资源。
“湾宝农民很清楚土地的特质和地方特性，清楚人（对土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也是为何他们能成为台湾第一个成功对抗农地征收的社群。”
环保团体、农运团体及学者在湾宝抗争运动中，都和农民分工合作，共同凝聚紧实的草根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胡慕情在讲座中表示，自己不会为《黏土》一书签名。身为记者，她亲身参与运动、记录抗争过程，更与当地农民建立深厚关系，但她认为这本书不属于她一个人，而是所有参与抗争的湾宝农民。
报导文学与书写情感
在〈后记〉中，胡慕情回忆起自己进入《立报》面试的那天，副总编辑问了一句：“妳认为新闻和报导文学有什么不同？”现已无法记起究竟如何回答，但她的记者生涯就是不停在扣问这个难题。
记者作为旁观者，却也是真实的参与者。在田野中，参与抗争的身份让她得以运用“局内人”视野观察；但同时，她也随时保持理性的“局外人”反思。这样尴尬的定位与关系，恰恰让记者拥有人类学家的双眼与笔记，在主观/客观、自我/他人等角色中游移。
也因此，胡慕情书写的，并不只是一条条新鲜即时的新闻，却也是投入情感的文学作品。她把抗争者化为作品主角，与他们对话，让个人生命史作为《黏土》的基调，与台湾的发展历史牢牢扣紧。
然而，报导文学无可避免的，总需主角们再回忆起种种悲痛。
“来到马来西亚前，（湾宝农民）洪箱参加了一场讲座，谈城乡交流。在这场讲座里她说，‘每到一个场合，就要重新说一次抗争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洪箱的感叹，也是我书写时的惶恐。”
“因为对一个记者来说，这写下的十六万字，是为了召唤行动再起。而这势必形成捆缚与诅咒，因为报导文学，某方面是残忍的，它要求所有涉事者回忆与投入。”
“回忆跟投入，是等同痛苦的事。”胡慕情在讲座最后这么说。洪箱和丈夫张木村是《黏土》的主要角色，也是湾宝两次抗争的重要领袖。惟，张木村在2013年与世长辞。
在胡慕情笔下，描述那场葬礼的情节，令从未接触过湾宝农民的读者，也深被每位抗争者的情感所打动。
我们似乎能从文字窥见一张张抗争者的脸谱，以及书写者那份惶恐却坚定的心。
作者：蘇穎欣
媒体工作者常有机会采访抗争运动，让公众了解当前发生的大小型街头示威、抗议。但往往，报道出街引起社会关注之后，大众的关心会慢慢随着时间流逝，媒体也因此减少报道。
然而，一个社会议题往往并不始于街头示威，也不止于媒体报道。更甚的是，若报道缺乏脉络，也仅能传达表面信息。
对此，向来关注环境及社会议题的台湾记者胡慕情，除了实际参与农民抗争、报道议题，还将该地历史及农民生活写成书《黏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
在台湾苗栗县后龙镇，有一个叫“湾宝”的村庄，里头400多户农民经历了16年的农地保卫战，成功驳回土地征收令，夺回土地自主权，是台湾唯一农地征收抗争成功的案例。
胡慕情当时是台湾独立媒体《立报》的记者，自2009年起报道湾宝征地风波，进而走入湾宝农民的生活，记录他们反对“后龙科技园区”发展计划的抗争。
农地抗争唯一成功案例
受询及当初如何走向报道社会运动及环境课题，胡慕情说，一切都始于台北乐生麻风病疗养院的抗争活动。
在台北县新庄市的乐生疗养院是台湾第一家公立麻风病隔离医院，在1929年由日本殖民政府设立。由于捷运计划的机厂将设在乐生疗养院现址，因此年迈的患者在1994年便遭迫迁。
关心疗养院命运的青年学生随后在2004年成立青年乐生联盟，多次阻挡有关当局进行强拆工作。直到2007年，在积累了多年社会能量后，乐生院的反拆迁运动成为最大的公民抗争议题，而当时台湾社会也陆续爆出多项环境争议，引起人民愤慨。
人民对主流媒体观感差
当时在独立媒体《立报》当记者的胡慕情开始持续性报道乐生院的抗争运动，也将文章贴在部落格，和其他青年博客在网络上做串联运动，采取和主流媒体不同视角的关注方式。
“2003年，《苹果日报》进军台湾，大大改变了台湾的媒体生态，变成以图像说故事的报道。”
“我开始进《立报》工作时，台湾的媒体环境就越来越糟，大家对主流媒体的观感很不好。而那时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开始和平面媒体竞争。”
胡慕情说，平面媒体为了要与网络媒体竞争，开始削减人力，裁掉地方记者，以至地方议题较难被媒体报道。
“这也影响了媒体对于社会监督的职责。因为，大部分的社会争议都不会发生在台北，尤其是较大的开发争议，多是发生在较偏远地方。”
“2007年左右，也因为乐生院的拆迁事件，大家开始意识到独立或另类媒体的重要。”
乐生麻风疗养院的启示
麻风病患是被污名化的群体，鉴于早期医学界与社会对此疾病缺乏深层的认识，不少患者被排挤和歧视。当时麻疯病被视为不治之症，政府对病患采取强制隔离政策。
我国位于双溪毛糯的麻风病院是世界第二大麻风病聚落，和台北乐生院相近的是，政府于2007年强硬的拆迁部分建筑物，令民间开始关注麻风病群体及“与世隔绝”的病院，要求保存这个见证社会史及医疗史演变过程的痕迹。
当年，积极参与捍卫乐生院运动的台湾学者丘延亮就曾来马考察，和抢救双溪毛糯的工作小组 交流 。
胡慕情说，目前在台湾组织社会运动的许多年轻人，都是从乐生运动“起家”。
反对党执政后的幻灭
她透露，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社会运动出现了断层。
“台湾社会运动在民进党执政后，其实出现了断层。因为过去社会运动和民进党走得很近，包括反核能发电等，争取民主的过程都和民进党一起。”
“但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就背叛了市民的力量。许多年纪稍大的社运工作者觉得被背叛，感到失望，就不再参与。”
她表示，2000年至2008年间，台湾经历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执政，原以为赶走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台湾政治能万象更新，怎知民进党却背弃了选民。
胡慕情续说，原本社运人士和民进党结合，以为后者上任之后能得偿所愿，挡下许多他们反对的争议性课题，但却不然。
“短短8年间，民进党让社会看见，它跟执政了50多年的国民党没差。为了执政，可以背弃选民和承诺。”
“陈水扁上台时说要停建核四（发电厂），一百多天后就复建了。”
社运与政党结合有危险
人民以为民进党会有不同政治议程，对环境、社会、弱势群体等有更好的政策，怎知比起国民党，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包括废公娼（废除公开登记营业的性工作者行业）、拆掉台北14、15号公园、拆乐生院、国光石化案等等，其实都是民进党执政时做的事。”
人民开始意识到社会运动和政治利益结合是有危险的。因此，民间草根力量团结起来，更和另类或独立媒体结合。
2007年到2010年之间有许多关于环境的社会问题发生，胡慕情认为国光石化案改变了台湾媒体生态。
“因为环境开发案若有人民抗争，从开始到结束其实会历经非常多的时间，往往主流媒体不会持续跟进，因版面珍贵，人力又被裁减。”
她表示，往往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有新的开发案启动、间中人民抗争、接着就是抗争结果，而不会去报道细节部分。
极力争取政府开放透明
她透露，也因为这些年社运团体的努力争取，一些政府机构开始变得开放，如环保署的审查就能开放媒体进入。
“这时另类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许多开发案的环保署审查会议，社运团体无法进入聆听，但媒体可以在里面。”
“例如会议涉及某些决定，媒体就能把资讯带出来，能成为社运团体下次运动的策略考量。”
另类媒体能进入聆听环保署的审查会议，这应该让大马社运团体及媒体感到啧啧称奇。但是，胡慕情说，这些都是必须争取的。
“因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所以我们能按照法律精神去和政府挑战。”
“一开始他们也不开放，反正我们就去闹，去争取，去冲撞。”
“如果媒体记者能团结起来，其实是有机会的。”
湾宝人民与土地的联系
“湾宝农民很清楚土地的特质和地方特性，清楚人（对土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也是为何他们能成为台湾第一个成功对抗农地征收的社群。”
环保团体、农运团体及学者在湾宝抗争运动中，都和农民分工合作，共同凝聚紧实的草根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胡慕情在讲座中表示，自己不会为《黏土》一书签名。身为记者，她亲身参与运动、记录抗争过程，更与当地农民建立深厚关系，但她认为这本书不属于她一个人，而是所有参与抗争的湾宝农民。
报导文学与书写情感
在〈后记〉中，胡慕情回忆起自己进入《立报》面试的那天，副总编辑问了一句：“妳认为新闻和报导文学有什么不同？”现已无法记起究竟如何回答，但她的记者生涯就是不停在扣问这个难题。
记者作为旁观者，却也是真实的参与者。在田野中，参与抗争的身份让她得以运用“局内人”视野观察；但同时，她也随时保持理性的“局外人”反思。这样尴尬的定位与关系，恰恰让记者拥有人类学家的双眼与笔记，在主观/客观、自我/他人等角色中游移。
也因此，胡慕情书写的，并不只是一条条新鲜即时的新闻，却也是投入情感的文学作品。她把抗争者化为作品主角，与他们对话，让个人生命史作为《黏土》的基调，与台湾的发展历史牢牢扣紧。
然而，报导文学无可避免的，总需主角们再回忆起种种悲痛。
“来到马来西亚前，（湾宝农民）洪箱参加了一场讲座，谈城乡交流。在这场讲座里她说，‘每到一个场合，就要重新说一次抗争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洪箱的感叹，也是我书写时的惶恐。”
“因为对一个记者来说，这写下的十六万字，是为了召唤行动再起。而这势必形成捆缚与诅咒，因为报导文学，某方面是残忍的，它要求所有涉事者回忆与投入。”
“回忆跟投入，是等同痛苦的事。”胡慕情在讲座最后这么说。洪箱和丈夫张木村是《黏土》的主要角色，也是湾宝两次抗争的重要领袖。惟，张木村在2013年与世长辞。
在胡慕情笔下，描述那场葬礼的情节，令从未接触过湾宝农民的读者，也深被每位抗争者的情感所打动。
我们似乎能从文字窥见一张张抗争者的脸谱，以及书写者那份惶恐却坚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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