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流亡40年的新加坡人——訪戰地醫生洪瑞釵
原文刊於《當今大馬》
作者：蘇穎欣
在战火无情的中东，尤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为历久而复杂。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下，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大举迁离家园，在异地成了难民。
“无国籍一点也不好玩。情绪上是难受的，他们要夺走你身而为人的权利。”
67岁的洪瑞钗医生带着倦容，轻声说出坚定有力的字句。她穿起黑色的大衣显得身形更娇小，难以想象这位半生奉献给巴勒斯坦人的骨科医生，自己也曾是无国籍难民。
在槟城出生、新加坡成长的洪瑞钗，是新加坡大学医学系毕业生。1977年，她新婚的人权律师丈夫丘甲祥遭新加坡政府通缉，当时丘甲祥已是著名异议分子，曾为被指发动暴动的工人辩护，绘制政治讽刺漫画。当逮捕的风声到来，他选择逃亡至伦敦。
警方随后找上洪瑞钗，彻夜盘问、迫使她签署招供书，要她劝丈夫回新受审。
洪瑞钗签了字，飞往伦敦和丈夫聚首，两人从此展开流亡生活。
“我丈夫完全不想知道我到底签了什么，他说，‘没关系，在酷刑下，人人都会签那些愚蠢的东西。’”
与丈夫的流亡生活
2014年，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纪录片《星国恋》遭新加坡政府以“威胁国安”为由禁映，却引起大批新加坡人租巴士过长堤到新山观看禁片。这部影片访问数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包括前学运领袖、共产党员、人权律师等，而洪瑞钗也是受访者之一。
她在片中谈起两人的流亡生活，丘甲祥如何以诗歌怀念无法重返的家乡，并在2011年因病去世。洪瑞钗和丘甲祥于1984年在英国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不遗余力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援。
这个机构的起源，是由于洪瑞钗在1982年到黎巴嫩当医生志工时，见证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种种暴力。她更是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的见证者和幸存者。
“当时，我不是英国公民，还拿着难民证件。英国当局未把我的名字列在幸存英国人的名单中，甲祥在伦敦非常惊慌。”
“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杀了。”
洪瑞钗和一些外国志工当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所幸她的亚洲面孔让她得以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角力之间逃脱，幸存下来。
曾100%支持以色列
洪瑞钗是虔诚的基督徒，她说，自己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因她的新加坡教会立场坚定。
“他们认为，以色列得以建国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这么多苦痛，现在有了家园，我们必须支持。”
“我们也被教导，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其他都是封建的阿拉伯王朝。”
1977年，洪瑞钗和丈夫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就此在伦敦生活。某天，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见电视新闻画面出现被轰炸的场景——那是1982年的黎巴嫩。
新闻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摧毁流亡到黎巴嫩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当时，她也相信巴解组织是恐怖组织，但在跟进新闻后发现被杀害的不是所谓的巴解恐怖分子，而是像她一样的普通人、妇女和小孩。她开始和教会的朋友争论。
“我开始问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是破坏医院、学校、工厂的行动，造成无数人为了躲避轰炸而流离失所，成了难民。”
当时，有组织刚好在征求骨科医生到黎巴嫩。丘甲祥告诉她，“如果我是医生，我一定会去，可惜我不是。没人在征求律师。”
洪瑞钗最终和组织签了合约，从任职的医院离开，前往黎巴嫩。
“身为政治难民，要在英国重建我的医生事业是困难的。那时我已在其中一家最好的大学医院上班。”
“第一，你是有色人种，一个新加坡华人；第二，你是个女人。（有了稳定工作后）你不会选择就这样辞职离开。”
但她还是离职了。
见证难民营大屠杀
“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人们相信那些和平协议，因为他们真的要和平。”
她不知道，三个星期后，医院外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会遭到大屠杀。坦克直接开入难民营将之封锁三天三夜，估计有3000人被杀。
这起事件的肇因和动机各方有诸多解释，一般相信是因黎巴嫩新当选的基督教长枪党总统巴希尔杰马耶（Bachir Gemayel）遇袭身亡，而巴勒斯坦民兵被认定是暗杀事件的凶手。
不少人也认为以色列是背后主谋，並以“搜捕剩余的巴解恐怖分子”为由，作为清洗难民营的合理借口，而多国维和部队也早已悄然撤军。
亲眼目睹难民营惨况的洪瑞钗，在手术室里没日没夜的开刀。她回忆，当自己在努力拯救数人的生命时，外头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她不停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怎么做？”
“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没办法自卫，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
“女人被强暴，头颅被砍，这是多残忍的屠杀。巴解组织已经撤退了，他们怎么还要对付这些妇女和小孩？”
向世界说出真相
原本只预计在黎巴嫩待两个月的洪瑞钗，最后决定留下。她把亲眼见到的战地状况快电给在伦敦的丈夫，让他把消息广布。
而她也开始接受采访，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带着第一手资料到耶路撒冷的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The Kahan Commission of Inquiry）作证。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在1989年出版，即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在2015年和2016年再版，补充了最新的以巴资讯，中译本也終於在今年出版。
演讲中她分享许多照片，有在废墟中比起胜利手势的小孩，也有血肉模糊的受伤躯体，一些观众忍不住拭泪。
“巴勒斯坦人很美丽，至少我碰到的难民皆是如此，他们善良又文明。你很难在他们的家久坐，因为他们即使生存困难，只要他们有什么，他们都要给你。”
“我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自私感到羞愧，我们拥有这么多但我们不分享；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么少，但却如此慷慨宽厚。”
见证了大屠杀后，洪瑞钗与丈夫在伦敦设立“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组织，30余年来不断进出中东，协助巴勒斯坦人。
洪瑞钗在教学时，总提醒年轻医生：“你先是一个人，才是一名医生。”
“如果你忘了身为人的原则，如果你不为正义发声，不负起责任，那我们就能直接以机器人取代你。”
“要说动手术，机器人可能比你和我都做得好，但机器人不会爱。幸运的是，我们能选择对或错，作为专业医生，我们能做的事很多。”
至今无法入境新国
2014年，洪瑞钗被以色列禁止入境，甚至被扣留，她和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命运似乎又再靠近了一些。他们心中皆有个回不去的“家”，一辈子成为异乡人。
离开新加坡已近40年，洪瑞钗在家的日子只有6天。那是2011年，新加坡政府特准她带丈夫丘甲祥的骨灰返新。丘甲祥因病去世，洪瑞钗来不及见上他最后一面。
之后，她再无法进入新加坡，就连今年3月她获选列入新加坡女性名人堂，也无法获特准入境。
洪瑞钗的公民身份颇复杂，她和丘甲祥1977年前往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时，原本能在5年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但他们皆坚持保留新加坡身份。
即便在80年代她频密往返中东，却仍然只持有政治庇护者的旅行证件。
“在机场，一定会被移民官员拉到一旁盘问，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三小时。随行的朋友都很着急。”
1990年，洪瑞钗母亲去世，她向新加坡申请入境却不获准。而他们也因东盟之间有相关协议，无法入境马来西亚。
终于，她告诉丘甲祥：“就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吧，申请英国护照，至少我们能到新山和家人见面。”
自此，她更能自由在中东国家行动，因英国政府同意给她两本护照，一本入境阿拉伯国家，一本入境以色列，以免遇到困难。不过，她最终仍遭以色列列入黑名单，遣返回英国。
洪瑞釵带着丈夫骨灰回新后，新加坡政府即要求她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无法保留新加坡国籍，但她坚持不放弃新加坡身份。
“他们可以夺走我的公民权，但我不会自动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我被迫离开新加坡，那是不公平的，内安法令是不公的法律，是英国殖民者统治新马时的邪恶发明。”
而她虽然愿意放弃英国国籍，但申请过程繁琐，而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在英国的事业，在新加坡重新开始，她也可能无法继续援助巴勒斯坦人，因此她并没选择这么做。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可能不给我护照，也不会给我两本护照，那我怎么去帮助巴勒斯坦人？这不只是我一人的事，我有责任。这是我无法放弃英国国籍的原因。”
新加坡仍是家吗？
洪瑞钗的母语是华语，但离家40年后，她已经不太能说华语。新加坡仍是妳的家吗？我问她。“我家已经因兴建地铁而毁了”，她笑说。
“我仍是新加坡人，公民权只是一张纸。”
“其实，帮助巴勒斯坦人，也是我身为新加坡人的责任。”
她说，新加坡公民在学校、国庆等典礼中必须宣誓“国家信约”，里头提及国人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我认真实践（这项信约）。写下信约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作为宣读信约的新加坡人，我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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