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紀行:神權與詩的國度
原文刊於《當今大馬》
作者:蘇穎欣
未到伊朗以前,对伊朗的认识仅来自电影。去年刚去世的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他电影中对生命的哲思对白和诗意画面,让人对这片被西方媒体渲染为极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的土地,呈现两种迥异的想象。
女性旅客必须带头巾、上衣必须长及膝、男女分坐、异性不能握手、无法跨国领钱、不能刷信用卡、没有连锁快餐店、没有酒、没有面子书……这些都是旅游书和网站提醒的重要事项,无不令人忐忑。
我和十余位年轻朋友上月有幸随同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伊朗访学,拜访德黑兰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悠久的大学,创办于30年代,这里是众多学生运动的发迹地,亦是伊朗革命和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学校外就是一整条街的书店和书摊,可媲美东京的神保町。
什叶与逊尼派之争
随行的朋友大多是穆斯林,对他们而言,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次重要的宗教探索经验,因什叶派在马来西亚被打压,他们自小就被教育什叶派是异端,一切与伊朗及什叶派有关的事务,皆属“Haram”。有趣的是,我们来到什叶派圣地库姆(Qom)和一些神职人员交流、听阿亚图拉(Ayatollah,什叶派宗教领袖)讲道、到圣陵及清真寺祈祷,朋友们笑说,返马后不知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未被“洗脑”。
什叶派与逊尼派最主要的分歧点是先知继承人。什叶派认为先知指定女婿阿里为接班人,但逊尼派坚信先知没有立下继承人。什叶派最主要派系尊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为“十二伊玛目”(Twelve Imans),他们重视伊玛目圣陵,以致一些逊尼派认为是个人崇拜。
穿上罩袍(chador),我随朋友到清真寺祈祷,在库姆看见第七任伊玛目之女法蒂玛的陵墓旁有许多啜泣的女人,她们除了祈求过失获得原谅,也为法蒂玛的奉献和圣洁流泪。我在马从未有机会上清真寺祈祷,便学逊尼派朋友双手交叉在腰际祈祷,与一旁的什叶派祈祷者不同。我好奇什叶派朝拜时额头必会碰在一块小石(turbah)上,也拿了一块来尝试,什叶派认为祈祷时必须触碰土地(而非地毯)。
什叶派祈祷所用的小石(turbah) |
伊朗属于文学电影
我对伊斯兰的认识仍粗浅,此行只能当个旁观者。同行朋友们都积极提问,不少问题颇尖锐,例如科学伊斯兰化的制约、逊尼与什叶派对正义的概念、伊朗女性地位、宗教领袖威权主义、伊朗的核能试验等。我则对伊朗如何处理波斯人以外的少数民族权利感兴趣,尤其记得一名库德(Kurdish)朋友说,3000万库德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
对我而言,伊朗或更属于文学、电影和革命。
到伊朗适逢冬至,他们把这一年最长的夜叫耶尔达(Yalda),家人聚集在最年长的长辈家围着暖炉聊天吃喝,朗诵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据说,伊朗家家户户必有两本书,一本是可兰经,一本就是哈菲兹诗集。
一晚,有人买了本哈菲兹诗集,我们围着朗诗,伊朗朋友也以波斯语朗读,更为我们解释诗中意涵,仿佛人人都能谈诗。文学即是生活与传统,在伊朗,要说每人都能背诵几句哈菲兹或海亚姆(Omar Khayyam),并不为过。
伊朗冬节(Shab-e-Yalda 冬至日)所准备的食物 |
从20世纪初期立宪革命到1953年美国资助策动政变,在此后的三十年间,波斯语现代文学发展达致高峰,作家们也积极介入社会。尼玛尤什(Nima Yooshij)和萨德海达亚(Sadeq Hedayat)奠定下来的现代文学基础,以及之后芙茹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的女性主义诗歌、苏赫拉塞培赫里(Sohrab Sepehri)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可见进步思想蓬勃发展。
彼时,革命与反殖运动风潮在第三世界吹起,不少伊朗知识分子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将之与伊斯兰思想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寻找第三条路,成为伊朗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尤以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为代表。
参访阿里沙里亚蒂基金会(Ali Shariati Foundation) |
我们有幸拜访沙里亚蒂的儿女,向他们了解父亲的事迹和思想。沙里亚蒂在革命前数次遭逮捕监禁,他未能亲眼见到革命真正发生就在1977年过世。然而,也因沙里亚蒂生前对神职人员及体制的批评,革命后他的思想被边缘化,五本书遭禁。
根据当代伊朗批判知识分子哈密达巴什(Hamid Dabashi),促成伊朗革命的思想准备有多种面向,惟大致可分为两大共同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彼此却又截然对立:第一、欧美中心的世俗主义,主要在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发生;第二、草根的什叶派信徒,主要为宗教集团、市集商贩、劳工阶级、城市底层和农民(149页)。
而在这两种面向的基础上,还有一群有机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在政治上皆是激进左派,惟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德黑兰,无法如宗教集团般能触及草根阶层,轻易搅动大众的革命情绪。
“反现代”的革命?
1979年,没人相信在冷战后期会出现这如今被视为“反现代”的大规模革命。亲美奢华的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莫哈末里扎(Mohammad Reza Pahlavi)举家仓皇而逃,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经过全国公投后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自此成为和西方势不两立(尤其是美国)的巨大抗衡力量,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后冷战时代,高举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宣称世界格局已然定论,而伊朗与伊斯兰就被树立为最棘手的敌人。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院长在演讲中,大力批判美国军事策略和西方国家制裁活动,也指责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伊朗境况,加重世人对伊斯兰和伊朗的恐惧和误解。他也自豪地说,以宗教为主导的革命能在那个时代发生,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但伊朗做到了。
这也是我在不少场合(官方机构或民间)都听见的论述。在德黑兰,到处可见“打倒美国”(Down with USA)的布条标语,昔日发生人质事件的美国大使馆如今成了博物馆,我没有进去参观,但可想而知和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的美国英雄主义视角截然不同。
在大马,不少穆斯林青年当时也受到霍梅尼感召,伊党少壮派尤索拉瓦(Yusof Rawa)夺权后也在党内设立如霍梅尼的精神领袖一职,宗教师的地位更崇高。
美国前驻伊朗大使馆旧址,现改为“美国罪行”纪念馆 |
后革命时代年轻人
一些伊朗学生告诉我,他们认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集团出卖了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建设并期待的新国家没有出现,伊朗反而走向另一种威权。“他们把伊斯兰变得很可怕”,一位年轻女孩这么说,她的黑色头巾里藏着染成金色的头发。但妳以身为伊朗人为傲吗?我问她。“当然,非常自豪。”
伊朗人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自豪,非比寻常。我最常被问及的问题,第一即是不是中国人,第二就是“你认为伊朗怎么样?”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大家都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伊朗人是我碰过最热情好客的人,走在街上不断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问了以上两个问题后就说:“欢迎来到伊朗”,或是“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更别说招待我们的伊朗朋友及老师,还有我之后独自旅行碰到的民宿老板和陌生人,他们的好客和关心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伊朗青年也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渴望刺激、潮流和新知识,但由于公共行为的限制和社交媒体的管制,迫使他们把所有能量都转移到地下。地下读书会、电影节、狂欢派对等活动都在悄然进行。这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文化,向不合时宜的宗教及政治权威挑战。
德黑兰的平安夜只有2度,没有圣诞庆祝活动。一位建筑系毕业的伊朗朋友开车带我们看看夜晚的德黑兰。北部的高级住宅区通常是夜夜狂欢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富裕朋友的家开派对喝酒。是的,公开场合不能卖酒饮酒,他们就自己酿酒或想办法走私,毒品亦然。另一位朋友笑说,我不会猜到他曾在哪里喝醉——答案是警局门口。我们也经过跨性别性工作者招客的街道,但那天凌晨刚好下起微雨,五六辆车内的单身男子苦等不到性服务。
德黑兰的年轻人,不少也曾参与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革命”反政府运动。当时,武装部队进入大学宿舍,逮捕甚至杀害了参与示威的学生。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被子弹射中头部,昏迷数月后醒来,家人害怕他再被逮捕,只好把他送到加拿大。
流亡,是许多伊朗知识分子和异议分子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便是其中一例。
古列斯坦皇宮(Golestan Palace) |
伊朗革命后,社会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争论不休。传统似乎就指向保守的宗教人士,推崇伊斯兰传统价值作为生活原则;现代似乎就是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世俗派。这样的对立终将掉入进退维谷的无尽循环之中。
革命后,文学与知识运动陷入失语状态,反而是电影成为艺术家得以尽情表达的语言。
哈密达巴什认为,1979年以后,除了电影以外,所有文化表达方式失去了共同行为、社会意义和公共领域。当后革命制度越趋腐败,人民的愤怒与平庸转化成浩大美丽的世界电影。
“伊朗电影成为世界电影,是为伊朗给了世界一个暴政神权体制而道歉,也为了弥补这份恐惧而创造希望。”(209页)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那片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主角开着货车不断穿梭在小镇与山间,只为找到能和德黑兰连线的手机讯号,告知村里一位濒死老人的状况。当乡村医生为城里来的工程师朗诵海亚姆,当工程师为挤牛奶的女孩朗诵芙茹法洛克扎德,这是他们沟通的语言。
此时,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文学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皆在同样一个电影画面共生。
阿巴斯电影《随风而逝》的库德斯坦(Kurdistan)美景 |
参考资料:
Dabashi, Hamid. Iran: A People Interrupted. NY: The New Press, 2007.
Afshar, Medhi (ed). Selected Persian Poems. Tehran: Parmis Boo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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