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上）
【燧火評論】2015.03.02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2/
【文／蘇穎欣】
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抗拒」或「對抗」是他不斷覆述 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確也做到了。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 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忽略了對抗模式與過程。對薩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己見，對權 勢說真話。
當我們談當代知識分子時，所指涉的是什麼樣的個人，或是群體？我們是否可以更深刻的問：馬來西亞有知識分子嗎？
不少剛踏入學術圈的研究生對以上問題十分疑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中探索時，剛開始興致勃勃，衝勁十足，各家各法都欲涉獵一 番，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間長了，免不了自我審視且質疑一番：一直專研在一個專業領域裡，我到底做了什麼？接著，對於在論文中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義 寫得太冠冕堂皇而心生愧疚，心想：這本論文要是真的那麼有意義，最後除了指導教授和評審委員以外，還有多少人會仔細閱讀呢？這也是不少社會實踐者指責學者 關在象牙塔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箇中原因。另一方面，在現實抗爭現場衝得很前的行動者，卻可能因缺乏深刻反思與知識累積，而忽視了權力結構的問題癥結， 則僅能著眼於表面問題。
這大概就是知識探索和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同時我們不禁得思考，操作知識的人們是否就理應是「知識分子」？而這是否必然是褒義的用法？值得進一步釐 清。這幾年讀到不少問學心得、社會實踐者自白或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覺得有兩本論知識分子的專書很值得一讀。第一本，毫無疑問的，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 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此書中文版由 臺灣學者單德興翻譯。單老師是中文世界譯介薩依德的第一人，為了翻譯此書還親赴美國訪問薩依德。《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 反思，由幾篇1990年代發表於英國的演講稿延伸而來，因此比起薩依德其他著作顯得淺白易懂。另一本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則是馬來西亞已 故社會學家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此書是作者自1950年代起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而發展開來的論述，不停扣問的核心問題是：馬來西亞是否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a group of functioning intellectuals）？阿拉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薩依德的夫子之道
由身體力行的薩依德撰寫《知識分子論》，自然最適合不過。此書論及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exile）、邊緣人 （marginal）、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以及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首先梳理了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用法，發現一直以來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主要用於負 面，讓人聯想到「象牙塔」和「譏諷」。而他也舉出兩個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描述。第一個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普遍堅守不變的工作，後者則從專業領域中主動參與社會，獲取某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支持與贊同（他指的是無產階級），以 便能夠引導社會階層的走向。第二個極端的描述則是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顯然在他的理想國裡，大概只有 蘇格拉底等少數才智出眾之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左右翼「知識分子」定義歧異
乍看之下，左派和右派陣營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截然不同，而仰賴左派理論的薩依德似乎必定推從葛蘭西而斥責班達。其實並不然，薩依德頗能理解班達的理 想。他認為班達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堅強人格，幾乎永遠處於反對現狀的狀態，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尤其在受到正義的感召時，必「叱責腐敗、保衛弱 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也因此，這樣的人數量必定不多，只能是少數從高處發聲的清醒的人。另一方面，薩依德雖肯定葛蘭西的主 張，卻也點出葛蘭西理論中危險的一面：知識分子可能會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能幹的本業。因此他堅決主張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但這個公共 並不是要取悅大眾，反而是要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被任何集團收編，從而代表且提醒那些被遺忘的普遍原則，如自由與正義的議題。對薩依德而言，一 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抗拒」或「對抗」是薩依德不斷覆述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 確也做到了。這或許就是薩依德不滿意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原因，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導致那對抗模式和過程都被忽略了。對薩 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權勢說真話。
（待續，請閱下篇）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2/
【文／蘇穎欣】
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抗拒」或「對抗」是他不斷覆述 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確也做到了。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 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忽略了對抗模式與過程。對薩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己見，對權 勢說真話。
當我們談當代知識分子時，所指涉的是什麼樣的個人，或是群體？我們是否可以更深刻的問：馬來西亞有知識分子嗎？
不少剛踏入學術圈的研究生對以上問題十分疑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中探索時，剛開始興致勃勃，衝勁十足，各家各法都欲涉獵一 番，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間長了，免不了自我審視且質疑一番：一直專研在一個專業領域裡，我到底做了什麼？接著，對於在論文中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義 寫得太冠冕堂皇而心生愧疚，心想：這本論文要是真的那麼有意義，最後除了指導教授和評審委員以外，還有多少人會仔細閱讀呢？這也是不少社會實踐者指責學者 關在象牙塔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箇中原因。另一方面，在現實抗爭現場衝得很前的行動者，卻可能因缺乏深刻反思與知識累積，而忽視了權力結構的問題癥結， 則僅能著眼於表面問題。
這大概就是知識探索和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同時我們不禁得思考，操作知識的人們是否就理應是「知識分子」？而這是否必然是褒義的用法？值得進一步釐 清。這幾年讀到不少問學心得、社會實踐者自白或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覺得有兩本論知識分子的專書很值得一讀。第一本，毫無疑問的，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 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此書中文版由 臺灣學者單德興翻譯。單老師是中文世界譯介薩依德的第一人，為了翻譯此書還親赴美國訪問薩依德。《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 反思，由幾篇1990年代發表於英國的演講稿延伸而來，因此比起薩依德其他著作顯得淺白易懂。另一本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則是馬來西亞已 故社會學家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此書是作者自1950年代起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而發展開來的論述，不停扣問的核心問題是：馬來西亞是否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a group of functioning intellectuals）？阿拉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薩依德的夫子之道
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知識分子論》頁71）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薩依德於英國佔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後赴美國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並任教於哥倫 比亞大學講授英美及比較文學至2003年病逝。長期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薩依德，以其《東方主義》一書聞名，為後殖民論述奠基，促成了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以文學研究起家的薩依德，視1967年六日中東戰爭為其人生轉捩點，自此原來截然不同的學術和政治二合為一，他也開始熱切關懷及參與巴勒斯 坦政治，大肆批判以西方為主導的本質主義政策及論述。「1967年以後，我非復昔日之我」他這麼說。我們可以斷言1967年是薩依德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起 點。特立獨行的他常因對權勢直言不諱而成為爭議性人物，甚至遭到死亡恐嚇。晚年罹患血癌的他卻依然教學寫作及發表演講，更加快了出版專著的腳步，與時間和 病魔頑抗。另外，他還是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和樂評者，曾與猶太裔音樂家巴倫波因（David Barenboim）對談，並攜手創立東西合集管弦樂團，藉由音樂促進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了解。在以巴及伊斯蘭問題持續僵化的今日，世人更加懷念這 位勇敢無懼的知識分子。
由身體力行的薩依德撰寫《知識分子論》，自然最適合不過。此書論及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exile）、邊緣人 （marginal）、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以及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首先梳理了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用法，發現一直以來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主要用於負 面，讓人聯想到「象牙塔」和「譏諷」。而他也舉出兩個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描述。第一個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普遍堅守不變的工作，後者則從專業領域中主動參與社會，獲取某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支持與贊同（他指的是無產階級），以 便能夠引導社會階層的走向。第二個極端的描述則是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顯然在他的理想國裡，大概只有 蘇格拉底等少數才智出眾之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左右翼「知識分子」定義歧異
乍看之下，左派和右派陣營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截然不同，而仰賴左派理論的薩依德似乎必定推從葛蘭西而斥責班達。其實並不然，薩依德頗能理解班達的理 想。他認為班達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堅強人格，幾乎永遠處於反對現狀的狀態，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尤其在受到正義的感召時，必「叱責腐敗、保衛弱 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也因此，這樣的人數量必定不多，只能是少數從高處發聲的清醒的人。另一方面，薩依德雖肯定葛蘭西的主 張，卻也點出葛蘭西理論中危險的一面：知識分子可能會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能幹的本業。因此他堅決主張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但這個公共 並不是要取悅大眾，反而是要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被任何集團收編，從而代表且提醒那些被遺忘的普遍原則，如自由與正義的議題。對薩依德而言，一 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抗拒」或「對抗」是薩依德不斷覆述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 確也做到了。這或許就是薩依德不滿意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原因，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導致那對抗模式和過程都被忽略了。對薩 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權勢說真話。
（待續，請閱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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