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下）
【燧火評論】2015.03.03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3/
【文／蘇穎欣】
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 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 子；70年代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離此書出版近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 塔斯？
（承接上篇）
薩依德所主張的知識分子，也因此永遠是處於對抗狀態的流亡者和邊緣人，如愛爾蘭小說家綏夫特（Jonathan Swift）、印裔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業餘者，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興趣和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 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某些行業的標準束縛。薩依德的朋友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是業餘者的代表人物，其涉獵的知識領域超越了語言學、社會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等，也是當今最受推從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從 不說自己是某專業領域的「權威」，因為權威是嚇唬外行人用的，從不旨在促成爭議和辯論。
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薩依德這麼提醒著，他們和自己的時代有象徵關係。這意味著，歷史有其特殊性，當理論或觀念旅行到另一個地理時空，必定經過轉 化並產生新的意義。當我們在中文世界或是馬來西亞談知識分子，又引發另一番自我反思與對照。中國有士的傳統，值得進一步思考其衍變。而在馬來西亞，卻似乎 尚未積極討論這個問題。
阿拉塔斯與他的時代
許多人不知道，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的創黨人除了林蒼佑以及幾位前勞工黨人，還有一位馬來教授──阿拉塔斯。他1928年出生於印尼，後赴荷蘭接受教育，馬來亞獨立後任職於國家 語文局及馬來亞大學，60年代起任教於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也在1968年和林蒼佑、陳志勤等人創立民政黨，並任黨主席。1969年大選中，民政黨大勝並 奪得檳州政權，卻在513事件後不久在林蒼佑的領導下加入了執政聯盟。阿拉塔斯於是在1972年退出民政黨，協助社會正義黨（Pekemas）的創立，後 來該黨無疾而終，阿拉塔斯離開政壇，重返校園。在新加坡任教至80年代後回到馬大任校長，最後任職於國民大學，並於2007年病逝。
阿拉塔斯長期關注貪腐社會學、殖民主義等問題，他顯然在5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反殖獨立運動興起之時就已經熱切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他最著名的作品（據他的同事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所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便是《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彼時後殖民研究的扛鼎之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還未出版，薩伊德之後更在其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 引用阿拉塔斯的這本書。《懶惰土著的迷思》探討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展示了殖民者如何將此意識形態嵌入，並成功讓所有人 （甚至是當地人本身）都信服。這種「殖民資本主義思想」形塑土著不「辛勤」工作的形象，其實是從殖民者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建構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形象可能是當地人最早反抗歐洲殖民入侵的一種形式。從中，阿拉塔斯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怠惰的 知識分子（indolent intellectuals），因為他們竟然買了殖民者的帳，不加以思考和反駁就繼承了這種意識。
《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即 是由此脈絡展開，他以自己較熟悉的國家為切入點，如印尼、菲律賓、印度、埃及等，而馬來西亞則是他最主要的論述資源。他指出，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 是，馬來亞得以取得獨立，並非經由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而是毫無對抗的直接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的政權。印度的泰戈爾和甘地，菲律賓的黎薩（Jose Rizal），以及穆斯林改革者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都是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領導的運動成功喚醒了大眾，並深刻反思了整個民族的思想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塔斯強調的並不是獨立的單 一知識分子，他認為真正影響民族及國家的是一個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群體。即使如黎薩和阿富汗尼等傑出知識分子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卻沒有人發展和延續他們的思考，以致知識實踐困難。
《精神革命》：不及格的知識生產
馬來西亞的狀況則更糟。獨立時期的聯盟領袖僅通過「協商」即取得了國家主權，在行動和思想上卻從未審視過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阿拉塔斯舉了個 例子，即巫統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集結了14位「知識分子」的力量所撰寫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1971）。這本由時任首相的敦拉薩执筆作序的「大書」，旨在勸導馬來民族要改變懶散的態度，以便能在經濟和專業上進入現代化時代，不落後於他族。阿拉塔 斯認為，這部書是一本漏洞百出的完美傑作（perfect masterpiece of defects），完全是本不合格的知識生產。作者們除了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殖民者對懶惰土著的偏見之外，還在多處暴露了他們的短淺眼光和薄弱思想，例如把 古代英雄塑造成身騎寶馬手持利劍和盾牌的戰士形象（馬來民族可有這樣的英雄？），或是斷定馬來語裡沒有的某些詞語即代表馬來民族沒有這個概念（如「發 明」、「主動」等），還誤用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說等等。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揭露了一個悲劇：馬來西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
阿拉塔斯於是提出了一個概念：愚昧主義（Bebalisma），他覺得此馬來用語更能貼近他對這種現象的想法。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表現出無知、執 著的頑固（而不是執著的努力）、怠惰以及冷漠。他認為《精神革命》的作者就是奉行愚昧主義的代表，他們專制的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愚昧主義是心靈 的寄生蟲，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受到愚昧主義的遮蔽，常常無意識的行動，或是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阿拉塔斯雖將愚昧主義者視為知識分子的對立面，但從他引的 例子來說，這兩種群體往往不是非我即他的存在，而是共存的。如蘇聯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描寫的曖昧角色奧勃洛莫夫（Oblomov），雖出身貴族，且善良、正直、對現實不滿，但卻總是猶豫不決，從不行動或參與任何具體 工作，在小說的前一百頁他半步也沒離開房間。後來有人直接用Oblomovism來形容這類聽天由命的怠惰之人，雖滿腦子抱負理想卻始終踏不出自己的房 間，令人讀了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知識分子所面對的難題。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這包括知識上的飽滿以及生活物質上的滿足），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 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這當中除了向外延伸的部分，也包括了自我批 評和檢視，甚至是自我否定。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70年代 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此書的出版已快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塔斯？
（完）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3/
【文／蘇穎欣】
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 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 子；70年代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離此書出版近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 塔斯？
（承接上篇）
薩依德所主張的知識分子，也因此永遠是處於對抗狀態的流亡者和邊緣人，如愛爾蘭小說家綏夫特（Jonathan Swift）、印裔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業餘者，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興趣和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 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某些行業的標準束縛。薩依德的朋友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是業餘者的代表人物，其涉獵的知識領域超越了語言學、社會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等，也是當今最受推從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從 不說自己是某專業領域的「權威」，因為權威是嚇唬外行人用的，從不旨在促成爭議和辯論。
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薩依德這麼提醒著，他們和自己的時代有象徵關係。這意味著，歷史有其特殊性，當理論或觀念旅行到另一個地理時空，必定經過轉 化並產生新的意義。當我們在中文世界或是馬來西亞談知識分子，又引發另一番自我反思與對照。中國有士的傳統，值得進一步思考其衍變。而在馬來西亞，卻似乎 尚未積極討論這個問題。
阿拉塔斯與他的時代
許多人不知道，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的創黨人除了林蒼佑以及幾位前勞工黨人，還有一位馬來教授──阿拉塔斯。他1928年出生於印尼，後赴荷蘭接受教育，馬來亞獨立後任職於國家 語文局及馬來亞大學，60年代起任教於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也在1968年和林蒼佑、陳志勤等人創立民政黨，並任黨主席。1969年大選中，民政黨大勝並 奪得檳州政權，卻在513事件後不久在林蒼佑的領導下加入了執政聯盟。阿拉塔斯於是在1972年退出民政黨，協助社會正義黨（Pekemas）的創立，後 來該黨無疾而終，阿拉塔斯離開政壇，重返校園。在新加坡任教至80年代後回到馬大任校長，最後任職於國民大學，並於2007年病逝。
阿拉塔斯長期關注貪腐社會學、殖民主義等問題，他顯然在5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反殖獨立運動興起之時就已經熱切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他最著名的作品（據他的同事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所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便是《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彼時後殖民研究的扛鼎之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還未出版，薩伊德之後更在其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 引用阿拉塔斯的這本書。《懶惰土著的迷思》探討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展示了殖民者如何將此意識形態嵌入，並成功讓所有人 （甚至是當地人本身）都信服。這種「殖民資本主義思想」形塑土著不「辛勤」工作的形象，其實是從殖民者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建構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形象可能是當地人最早反抗歐洲殖民入侵的一種形式。從中，阿拉塔斯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怠惰的 知識分子（indolent intellectuals），因為他們竟然買了殖民者的帳，不加以思考和反駁就繼承了這種意識。
《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即 是由此脈絡展開，他以自己較熟悉的國家為切入點，如印尼、菲律賓、印度、埃及等，而馬來西亞則是他最主要的論述資源。他指出，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 是，馬來亞得以取得獨立，並非經由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而是毫無對抗的直接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的政權。印度的泰戈爾和甘地，菲律賓的黎薩（Jose Rizal），以及穆斯林改革者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都是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領導的運動成功喚醒了大眾，並深刻反思了整個民族的思想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塔斯強調的並不是獨立的單 一知識分子，他認為真正影響民族及國家的是一個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群體。即使如黎薩和阿富汗尼等傑出知識分子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卻沒有人發展和延續他們的思考，以致知識實踐困難。
《精神革命》：不及格的知識生產
馬來西亞的狀況則更糟。獨立時期的聯盟領袖僅通過「協商」即取得了國家主權，在行動和思想上卻從未審視過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阿拉塔斯舉了個 例子，即巫統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集結了14位「知識分子」的力量所撰寫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1971）。這本由時任首相的敦拉薩执筆作序的「大書」，旨在勸導馬來民族要改變懶散的態度，以便能在經濟和專業上進入現代化時代，不落後於他族。阿拉塔 斯認為，這部書是一本漏洞百出的完美傑作（perfect masterpiece of defects），完全是本不合格的知識生產。作者們除了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殖民者對懶惰土著的偏見之外，還在多處暴露了他們的短淺眼光和薄弱思想，例如把 古代英雄塑造成身騎寶馬手持利劍和盾牌的戰士形象（馬來民族可有這樣的英雄？），或是斷定馬來語裡沒有的某些詞語即代表馬來民族沒有這個概念（如「發 明」、「主動」等），還誤用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說等等。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揭露了一個悲劇：馬來西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
阿拉塔斯於是提出了一個概念：愚昧主義（Bebalisma），他覺得此馬來用語更能貼近他對這種現象的想法。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表現出無知、執 著的頑固（而不是執著的努力）、怠惰以及冷漠。他認為《精神革命》的作者就是奉行愚昧主義的代表，他們專制的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愚昧主義是心靈 的寄生蟲，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受到愚昧主義的遮蔽，常常無意識的行動，或是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阿拉塔斯雖將愚昧主義者視為知識分子的對立面，但從他引的 例子來說，這兩種群體往往不是非我即他的存在，而是共存的。如蘇聯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描寫的曖昧角色奧勃洛莫夫（Oblomov），雖出身貴族，且善良、正直、對現實不滿，但卻總是猶豫不決，從不行動或參與任何具體 工作，在小說的前一百頁他半步也沒離開房間。後來有人直接用Oblomovism來形容這類聽天由命的怠惰之人，雖滿腦子抱負理想卻始終踏不出自己的房 間，令人讀了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知識分子所面對的難題。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這包括知識上的飽滿以及生活物質上的滿足），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 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這當中除了向外延伸的部分，也包括了自我批 評和檢視，甚至是自我否定。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70年代 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此書的出版已快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塔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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