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羅藍恩甘（一）：屢敗屢戰只為家鄉巴南
原刊於《當今大馬》
作者：蘇穎欣
“你还会第三次竞选议员吗？”罗蓝恩甘（Roland Engan）双眼眯成一线，笑说：“当然没问题！”身旁的太太莫娜（Mona Kerani）也噗哧一声，似乎也不介意再一次为他助选、再打一场硬仗。
2013年全国大选，人权律师罗蓝以公正党旗帜上阵巴南国会议席，对垒国阵的安义尧（Anyi Ngau），最终以区区194票微差败下阵来。
而刚刚拉下帷幕的砂州选举，罗蓝出征德朗乌山（Telang Usan）州议席，以167票微差败给国阵的丹尼斯（Dennis Ngau），与人民代议士一职再度交臂失之，那是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
选举后的一周，我们和罗蓝约在吉隆坡冼都，他律师事务所附近的一家餐厅。这位刚败选的公正党巴南主席，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右手食指上还留着不褪色墨汁的印记，仿佛刚乘着巴南的风赶来。
“我过两天又要回去巴南，要回去谢票，感谢我的支持者。”
这些年他时常往返巴南与吉隆坡，三个女儿随着太太在首都求学，他自己则留在家乡巴南继续为选民服务，即便不是以人民代议士的身份。
“我或许也该在美里开一间律师事务所，这样对我比较方便。”
农村家庭与大木商
在Long Jeeh和Long San完成小学和初中后，罗蓝到巴南首府马鲁迪（Marudi）就读寄宿中学，毕业后到玛拉工艺大学就读先修班，再到邻州沙巴的玛拉工艺学院就读公共行政专科文凭。也是在这次离乡经验中，他意识到家乡的治理出了问题。
“在沙巴时，我拜访朋友的家。我留意到，尽管他们的村落非常偏远，但还是有路可以到达。”
“那时我开始比较，砂拉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这么多伐木公司砍伐树木，为什么那么多资源从巴南出来，但是我们巴南人却没有真正从天然资源中获益呢？”
罗蓝说的伐木公司，就是大家口中的“六大木商”——启德行（KTS）、常青集团、三林集团（Samling）、升阳集团（Shin Yang）、大安集团（Ta Ann）和黄传宽控股（WTK）。
“在巴南，我可以说，这六巨头就像政府一样，我们需要的东西都要跟他们拿。你需要路，要去求木商替你建。
“人民没有感觉到政府的存在，六大木商就是政府，他们的公司就是政治人物的代理人。”
哈里森曾任巴南议员
罗蓝在沙巴求学时，巴南国会议席首度让独立人士哈里森（Harrison Ngau Laing）夺得。哈里森曾获得现已被冠上“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保奖（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也是首届获奖人。
他是著名的原住民土地权益律师，早在80年代就抗议伐木公司滥伐森林，也是巴贡水坝抗争代表人物。哈里森（见图）可说是罗蓝的导师，让他了解原住民习俗地和政府滥发临时租赁地准证给财团的问题。
从沙巴毕业后，罗蓝前往沙亚南的玛拉工艺大学研读法律，在烈火莫熄运动达到高潮的那年毕业。尽管如此，安华却不是他之后加入公正党的原因。
对罗蓝来说，在玛拉的日子让他体悟到，身边的朋友谈到“土著”（Bumiputra）时，很自然将之与“伊斯兰”和“马来”划上等号。但是，在他的家乡却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原住民土著，而他本身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在土著环境长大，但我认为马来西亚不只是马来土著的事，马来西亚是有关大家共享的正义，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
打开知识窗口的五年
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人权律师查尔斯（Charles Hector）的助理，这是打开他知识窗口的五年，他学习处理诉讼案件，他爱读国民醒觉运动（Aliran）出版的杂志，也自己研习马来西亚历史，更了解到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时签署的条约，并没有获得维护。
“我开始知道‘另一方’的历史。国阵政府的政策，导致很多原本应该遵守的原则都不见了。我们并没有遵守先人谈好的约定。”
查尔斯告诉他，社会上有很多律师，也有很多好律师，但却没几个“好心”（baik hati）的律师。
“他教我如何谦卑、如何有效传达信息、如何从微观层面分析事情，这对我后来的竞选活动非常有用。”
“查尔斯说，不管你如何前去法庭，你乘坐马赛地去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在法庭有怎样的表现。”
罗蓝说，查尔斯打开了他的双眼，让他看到不同世界：“他骑摩托车上庭，我就跟在后面，但我们还是赢了官司。”
续为原民习俗地奔走
五年后，罗蓝决定自立门户，创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也连同哈里森及砂公正党主席巴鲁比安等资深律师，不停为原住民习俗地奔走打官司。
罗蓝再度说起习俗地被砂政府划为临时租赁地给大财团时，语气略显激动。
“那的确触动我的心，那是我们抗争的开始。我们不是要求比原本更多的东西，我们只是要求把原有的权利还给我们！”
“我们的权利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但却无法显示在砂拉越的土地调查图上。”
罗蓝所说的权利，是指原住民习俗地的范围。早期，巴南境内的各个村落虽隔着山河之遥，但各村之间已有协议，明确知道哪些地区是谁的范围，不能跨越。
这些习俗地不只是一般村民耕种为生的土地，也包括他们狩猎的原始森林。若村落间出现土地纷争，便会将案件带到原住民法庭审理。
然而，当临时租赁地出现，却大大改变了原有的解决纠纷形式，只因这些租赁公司并非原住民，无法带到原住民法庭审理，只能到民事法庭诉讼。
深知无法和大财团斗
政府将大片土地租赁给大财团60年至90年不等，而往往这些土地和原住民习俗地重叠。同时，政府也不视原住民狩猎地及原始森林为习俗地。
“对我们砂拉越原住民来说，我们不能在民事法庭和他们斗，我们无法在民事法庭打败他们。那些法官都来自西马，他们不知道砂拉越的习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州议员，来修改砂拉越土地法令，将狩猎地以及原始森林纳入我们的习俗地范围。”
“只有足够的州议员，才能这么做。”
“我当时便知道，我要参加政治。”
巴南另一场浩大危机
罗蓝有心参政的那时期，家乡正面临另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巴南村落很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被水淹没——肇因就是巴南水坝计划。
罗蓝在2009年回到家乡，积极和哈里森等人参与反巴南水坝抗争行动。
“我的村落Long Jeeh会是其中一个被淹没的村落。我有责任站出来，让更多人参与反巴南水坝抗争。”
巴南水坝是2008年“砂州再生能源走廊”这个涉及数十亿美元水力发电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建设12个巨型水坝（megadam），而巴南水坝则是第四个将兴建的水坝，发电量可达1200兆瓦以上。一旦建成，将淹没412平方公里的森林，逼迁2万名原住民。
在这之前，巴当艾（Batang Ai）、巴贡（Bakun）和穆仑（Murum）水坝早已竣工。
水坝抗争运动漫长，巴南居民于2013年10月毅然在拟建水坝的路口设立路障，不让水坝工程进行。这一个史无前例的轮班镇守封路抗争，进行了长达两年半。
直到砂州选举前，阿德南政府突然在今年3月宣布巴南宪报已撤销，意即归还原住民对水坝土地的习俗地权利，巴南人的两年抗争终於看到了成果。
巴南水坝仍未被取消
当然，罗蓝并不轻易相信砂州政府的“好消息”，他坚信，巴南水坝计划还未被取消，不能因眼前的胜利就掉以轻心，因为整个再生能源计划还在进行着。
“砂州首长今天有权归还习俗地权利，明天他又能撤销我们的习俗地权利。这就是之前在巴贡水坝发生的事。”
事实上，真正参与抗争的都是中生代，他们已到大城市工作，存了大半辈子的钱准备回乡养老，怎么知道水坝工程要来，家乡就要被摧毁。
然而，对于住在村里的老人家来说，有好多并不知道水坝计划的重大影响。
“有一些老人家，当你跟他们谈到钱时，他们不知道‘千’是什么，可能在他们的一生，他们只知道‘百’。一谈到巴南水坝的补偿成千上万，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就这样安享晚年。”
“而年轻的一代，他们根本不在意，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只想到就业的问题。巴南水坝一来，为他们制造就业机会，他们就觉得满足。”
罗蓝和许多深知水坝计划弊多于利的人，不停向族人解释，要他们参考之前巴贡和穆仑水坝的例子。失去习俗地的原住民，在重置区的生活并没获得保障。
最高领袖也无法发声
谈及他在抗争中最难忘的经验，罗蓝低头深思了一阵，说起他在2013年和一班反水坝抗争者发起的“巴南浪潮“（Baram Wave）运动。他们前往乌鲁巴南，再顺着巴南河一路乘船往下游前进，沿途停在每一栋长屋，告诉村民有关巴南水坝的弊处，要他们一起签名反抗。
罗蓝等人收集到数千个签名，便前往巴南最高领袖天猛公（Temenggung）的住处陈情。天猛公一职，在砂州原住民社会中，就像是所有人的父亲一样，罗蓝这么说。
“我们要求天猛公站出来，代表人们发声，告诉政府人们反对水坝。怎么知道，天猛公说：我上头还有人！我什么都不是，还有很多人比我高阶，我无法出声。”
“我跟他说不是，你是天猛公，你必须为人民发声！”
然而，天猛公仍然不愿站出来。人民发现，他们将之视为最高领袖的天猛公，原来只是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品小官，公务员的位阶如此之低，而天猛公什么也不是。
村民们当然难过，而罗蓝也毫不违言地说，这也成了他当时竞选国会议员的课题之一。
“我告诉村民，现在天猛公也不能为我们发声，我们必须选出代表我们的议员，先是国会议员，接下来是州议员。我们必须要有人能为人民发声。”
可想而知，当罗蓝两次在选举中以微差败下阵来，支持者有多难过。这也再一次显示那堵高墙仍然坚固牢靠，根本难以动摇。
国阵是唯一的选择？
“你知道吗？我曾经很想要加入国阵。”罗蓝突然这么一说，脸上又是招牌的腼腆笑容。我一时不知怎么回应，转头望向莫娜，她也边笑边点头。
“国阵是我当时看到的唯一选择，只有国阵被人民所接受。”
然而，对于刚刚想步入政坛的罗蓝而言，他却看不见国阵里有任何可以教导他的资深领袖。
“我没看见任何一个可以教导我的人，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职位竞争。”
他也说，自己看见人们没有为家园牺牲奉献的精神。每当有选举时，若国阵没有给钱或提供交通，就没人去投票。
“没人有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视投票为公民权利，要用自己的钱回家投票。”
“我开始质疑：政治体制这么久以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若国阵没有提供交通，就没人回去投票？我当时觉得，我必须做些事。”
那为何选择公正党呢？这个问题，在三小时的访谈中我问过两次。罗蓝的第一个回答皆是：我真的很喜欢公正/正义（justice）这个词。
访问罗蓝的前一晚，我在砂州公正党网页上读见他的自我简介，立刻就被他的竞选宣言所吸引：“我相信心灵和道德无法和政治分割，他们应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
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
作为一名基督徒，罗蓝认为自己会参政是因为要寻找正义及真理。
“我要马来西亚的所有社区都实现正义，而公正党非常接近这个原则。”
罗蓝最终没加入国阵，他拒绝所有以单一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他也认为马来西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替代政党，最终把国阵淘汰。
“虽然公正党不完美，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看到最好的多元族群政党，也是最以原则为中心的政党，就凭它‘公正’这一词就已足够。”
“公正/正义来自真理，没有公正/正义就没有真理。”
访谈后，我不经意在笔记本写下几个罗蓝常提起的关键词：公正/正义、牺牲、爱、良善、真理、权利、人民。这些词语背后承载的意涵，或许就是形塑眼前这位肯雅族律师的政治斗争根基。
在那首自创曲《为了巴南》（Demi Baram），罗蓝浑厚的嗓音，唱起圣歌式的奉献精神，为了巴南，他的家乡。
demi Baram, kami berjuang 为了巴南，我们抗争
demi Baram, kami berkorban 为了巴南，我们牺牲
untuk kebaikan, keadilan 只要良善、正义
dan kebenaran, kekal di seluruh Baram 和真理，长存巴南
下篇：罗蓝恩甘的故事（二）：要人如何抵挡选举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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