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a Bola：誰的國家想像？

原文刊於《當今大馬》
作者：蘇穎欣

还未到电影院看《Ola Bola》，就已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不少讨论。有人说，抱着看贺岁电影的心情进去，却带着一颗爱国的心出来（犹如当年人们上街找民主，却找到了国家）；有人批评导演将历史上这场球赛的造王者做了刻意的置换，原本由华裔射脚James Wong踢进了关键的那球，电影中却换成了由马来人阿里赢得荣耀。

自《大日子》、《天天好天》以来，“全民导演”周青元导演一直打着“本土”的旗帜，下乡捕捉大马美景，以温情家庭牌送出大团圆结局。而这次，《Ola Bola》把贺岁电影必传达的“爱”，从消费家人、情人之爱拉升到国家高度，而观众群已不再限于华裔，着实“全民”。

在“国家”大叙事下，原本在华语贺岁电影中避而不谈的种种现实问题，都被展现于眼前。而《Ola Bola》有没有面对这些问题，抑或仍然选择避而不谈？

政治正确成教条

在“国家”的大伞下，政治正确成为无法摆脱的隐性教条。三大种族组成的足球队黄金三角——阿里、国强、姆都，分别扮演保卫国家的前锋、后卫和守门员。足球运动和军队制度被划上等号：在这场战争里，没有个人，只有国家。

这不禁令人思考，这个国家是什么？它是如何存在于每个个体心中、如何被建造勾勒、如何从视觉影像看到它的形象？通过《Ola Bola》，导演终于顺理成章地将“本土”和“国家”划上等号。

不久前刚离世的美国学者班纳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其《想像的共同体》中分析民族/国族主义是如何由自认是团体一分子的人民想像建构起来。素未谋面的人们想像自己就是共同体的其中一员，彼此分享同一民族/国族的感觉。

然而，安德森也提醒：“尽管在每个民族/国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剥削，民族/国族总是被想像成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如此有限的想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现实共同体脆弱

这平等深刻的情谊，在奥运、足球、军队里被构想成一份平面、单向（个人对国家）、不容置疑的爱。在此想像共同体中，现实的共同体反而显得何等脆弱，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接触和情感都被扫进“国家”台面下——球队中即使有差异、猜忌、不平等，都不及为国家争光来得重要。

因此，电影中的种族问题被消解——因为我们都吃椰浆饭所以没有隔阂。同时，阶级问题被忽视——即便是富有伐木大亨儿子Eric和一家採椰为生的姆都，也能为了同个理想奋斗。更甚的是，性别问题被漠然置之——将足球比喻为军队，再将之等同于国家，那女性的角色在哪？

女性恐怕连“想像”自己是共同体一员的资格都没有。周国强的妹妹虽成绩优秀，却得为家庭牺牲，也必须为哥哥的梦想牺牲。这也在在证明整个爱国想像背后，仍是由牢固的父权体制支撑。电影并未质疑这点，妹妹的牺牲被合理化，她为了家庭、国家，不惜掏出资本购买消费品（电视），尽个人最小的力量来成就国家的荣耀。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共同体在每个人心中是否雷同，你我他心中的马来西亚也都和片中球队队员的想像一样吗？导演采用绝佳的视觉冲击，让观众俯瞰大马的美——美丽的山河、壮丽的自然、富饶的土地。但是，这片我们爱的土地，和电影中建构的爱国情操和奉献精神，指称的是同一个共同体吗？

足球、军队与国家

足球、军队、国家，这电影中的三位一体，都缺少不了一个集权的中心指令。这自上而下的意识建构过程，往往也将“国家”的想像封死了。这个国家是由高唱Inilah Barisan Kita的各族群建立起来，爱国情操的体现是一首歌曲、一场足球赛、一面飘扬的国旗。

这样的国家想像，不容许个人定义，不允许差异，只讲求绝对效忠。这个国家，和Bersih集会上找到的那个国家，很大可能是不同的，而当权者也必定欢迎这样的想像。

无论如何，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由美国主导的抵制运动获得60余个国家支持，马来西亚足球队因此错失远征奥运的机会。历史上，苏联也在四年后杯葛洛杉矶奥运会，惟得到的支持远不如美国。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始终选择山姆大叔的保护伞，而马来西亚在1963年的成立本也就是冷战体制的产物。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因素中，个人意识始终抵不过国家利益。马来西亚足球队在和奥运靠得最近的时候，却因抵制运动让许多人与梦想失之交臂，事后也仅能轻叹造化弄人。足球队在下半场的奋战，或许可视为对国家霸权的一次积极抵抗。

关键球在谁脚下？

另外，在这张国家想像的拼凑图中，东马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砂拉越歌手季小薇（Zee Avi）的醉人歌声，电影也以沙巴足球员James Wong为蓝本，塑造在马来西亚球队格格不入的Eric。其虽符合政治正确的版图，却也刻画了真实面貌。不少网民打抱不平，指最后的致胜球并非马来人踢进，而是华人James Wong，但我认为这个置换倒是个有技巧的操作，并非单纯是华巫裔权力制衡的问题。

电影中，代表华人的角色并不是Eric，而是队长周国强。Eric代表的更是东马的声音，其身在马来西亚的格格不入，情况虽随着时间渐渐好转，但仍处于边缘。再加上他作为资本家后代身份，在普遍不富裕的队员当中更显得突出，也易被猜忌。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若踢入致胜球，导演在前面铺陈的政治正确版图必将瓦解。而电影里Eric的存在，也仅是作为刺激阿里更努力的配角而已。和现实生活一样，关键球仍是掌握在西马土著手中。与其说这是导演刻意讨好马来人，我倒觉得这样的角色置换凸显了东西马的认同差异。

关键球的这幕不以真实故事为据，明显是经过考量与操作。若要求电影依据史实搬演，难免低估了虚构的力量。在虚与实之间，历史与文学之间，重要的并非找出虚构或真实成分，而是如何在虚构的语境中面对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在怀旧和浪漫的氛围中容易被化约为模糊的面貌，而在国家意识的宏大叙事当前，共同体内的差异也容易成为被牺牲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