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3, 2015

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下)

【燧火評論】2015.03.03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3/

【文/蘇穎欣】

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 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 子;70年代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離此書出版近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 塔斯?

000

(承接上篇

薩依德所主張的知識分子,也因此永遠是處於對抗狀態的流亡者和邊緣人,如愛爾蘭小說家綏夫特(Jonathan Swift)、印裔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業餘者,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興趣和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 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某些行業的標準束縛。薩依德的朋友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是業餘者的代表人物,其涉獵的知識領域超越了語言學、社會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等,也是當今最受推從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從 不說自己是某專業領域的「權威」,因為權威是嚇唬外行人用的,從不旨在促成爭議和辯論。

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薩依德這麼提醒著,他們和自己的時代有象徵關係。這意味著,歷史有其特殊性,當理論或觀念旅行到另一個地理時空,必定經過轉 化並產生新的意義。當我們在中文世界或是馬來西亞談知識分子,又引發另一番自我反思與對照。中國有士的傳統,值得進一步思考其衍變。而在馬來西亞,卻似乎 尚未積極討論這個問題。
006

阿拉塔斯與他的時代
許多人不知道,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的創黨人除了林蒼佑以及幾位前勞工黨人,還有一位馬來教授──阿拉塔斯。他1928年出生於印尼,後赴荷蘭接受教育,馬來亞獨立後任職於國家 語文局及馬來亞大學,60年代起任教於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也在1968年和林蒼佑、陳志勤等人創立民政黨,並任黨主席。1969年大選中,民政黨大勝並 奪得檳州政權,卻在513事件後不久在林蒼佑的領導下加入了執政聯盟。阿拉塔斯於是在1972年退出民政黨,協助社會正義黨(Pekemas)的創立,後 來該黨無疾而終,阿拉塔斯離開政壇,重返校園。在新加坡任教至80年代後回到馬大任校長,最後任職於國民大學,並於2007年病逝。

阿拉塔斯長期關注貪腐社會學、殖民主義等問題,他顯然在5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反殖獨立運動興起之時就已經熱切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他最著名的作品(據他的同事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所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便是《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彼時後殖民研究的扛鼎之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還未出版,薩伊德之後更在其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 引用阿拉塔斯的這本書。《懶惰土著的迷思》探討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展示了殖民者如何將此意識形態嵌入,並成功讓所有人 (甚至是當地人本身)都信服。這種「殖民資本主義思想」形塑土著不「辛勤」工作的形象,其實是從殖民者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建構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形象可能是當地人最早反抗歐洲殖民入侵的一種形式。從中,阿拉塔斯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怠惰的 知識分子(indolent intellectuals),因為他們竟然買了殖民者的帳,不加以思考和反駁就繼承了這種意識。
002

《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即 是由此脈絡展開,他以自己較熟悉的國家為切入點,如印尼、菲律賓、印度、埃及等,而馬來西亞則是他最主要的論述資源。他指出,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 是,馬來亞得以取得獨立,並非經由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而是毫無對抗的直接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的政權。印度的泰戈爾和甘地,菲律賓的黎薩(Jose Rizal),以及穆斯林改革者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都是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領導的運動成功喚醒了大眾,並深刻反思了整個民族的思想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塔斯強調的並不是獨立的單 一知識分子,他認為真正影響民族及國家的是一個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群體。即使如黎薩和阿富汗尼等傑出知識分子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卻沒有人發展和延續他們的思考,以致知識實踐困難。

《精神革命》:不及格的知識生產
馬來西亞的狀況則更糟。獨立時期的聯盟領袖僅通過「協商」即取得了國家主權,在行動和思想上卻從未審視過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阿拉塔斯舉了個 例子,即巫統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集結了14位「知識分子」的力量所撰寫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1971)。這本由時任首相的敦拉薩执筆作序的「大書」,旨在勸導馬來民族要改變懶散的態度,以便能在經濟和專業上進入現代化時代,不落後於他族。阿拉塔 斯認為,這部書是一本漏洞百出的完美傑作(perfect masterpiece of defects),完全是本不合格的知識生產。作者們除了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殖民者對懶惰土著的偏見之外,還在多處暴露了他們的短淺眼光和薄弱思想,例如把 古代英雄塑造成身騎寶馬手持利劍和盾牌的戰士形象(馬來民族可有這樣的英雄?),或是斷定馬來語裡沒有的某些詞語即代表馬來民族沒有這個概念(如「發 明」、「主動」等),還誤用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說等等。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揭露了一個悲劇:馬來西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
005

阿拉塔斯於是提出了一個概念:愚昧主義(Bebalisma),他覺得此馬來用語更能貼近他對這種現象的想法。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表現出無知、執 著的頑固(而不是執著的努力)、怠惰以及冷漠。他認為《精神革命》的作者就是奉行愚昧主義的代表,他們專制的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愚昧主義是心靈 的寄生蟲,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受到愚昧主義的遮蔽,常常無意識的行動,或是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阿拉塔斯雖將愚昧主義者視為知識分子的對立面,但從他引的 例子來說,這兩種群體往往不是非我即他的存在,而是共存的。如蘇聯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描寫的曖昧角色奧勃洛莫夫(Oblomov),雖出身貴族,且善良、正直、對現實不滿,但卻總是猶豫不決,從不行動或參與任何具體 工作,在小說的前一百頁他半步也沒離開房間。後來有人直接用Oblomovism來形容這類聽天由命的怠惰之人,雖滿腦子抱負理想卻始終踏不出自己的房 間,令人讀了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知識分子所面對的難題。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這包括知識上的飽滿以及生活物質上的滿足),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 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這當中除了向外延伸的部分,也包括了自我批 評和檢視,甚至是自我否定。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70年代 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此書的出版已快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塔斯?

(完)

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上)

【燧火評論】2015.03.02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302/

【文/蘇穎欣】
 
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抗拒」或「對抗」是他不斷覆述 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確也做到了。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 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忽略了對抗模式與過程。對薩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己見,對權 勢說真話。

001

當我們談當代知識分子時,所指涉的是什麼樣的個人,或是群體?我們是否可以更深刻的問:馬來西亞有知識分子嗎?

不少剛踏入學術圈的研究生對以上問題十分疑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中探索時,剛開始興致勃勃,衝勁十足,各家各法都欲涉獵一 番,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間長了,免不了自我審視且質疑一番:一直專研在一個專業領域裡,我到底做了什麼?接著,對於在論文中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義 寫得太冠冕堂皇而心生愧疚,心想:這本論文要是真的那麼有意義,最後除了指導教授和評審委員以外,還有多少人會仔細閱讀呢?這也是不少社會實踐者指責學者 關在象牙塔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箇中原因。另一方面,在現實抗爭現場衝得很前的行動者,卻可能因缺乏深刻反思與知識累積,而忽視了權力結構的問題癥結, 則僅能著眼於表面問題。

這大概就是知識探索和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同時我們不禁得思考,操作知識的人們是否就理應是「知識分子」?而這是否必然是褒義的用法?值得進一步釐 清。這幾年讀到不少問學心得、社會實踐者自白或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覺得有兩本論知識分子的專書很值得一讀。第一本,毫無疑問的,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 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此書中文版由 臺灣學者單德興翻譯。單老師是中文世界譯介薩依德的第一人,為了翻譯此書還親赴美國訪問薩依德。《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 反思,由幾篇1990年代發表於英國的演講稿延伸而來,因此比起薩依德其他著作顯得淺白易懂。另一本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則是馬來西亞已 故社會學家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此書是作者自1950年代起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而發展開來的論述,不停扣問的核心問題是:馬來西亞是否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a group of functioning intellectuals)?阿拉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003
薩依德的夫子之道
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知識分子論》頁71)
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薩依德於英國佔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後赴美國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並任教於哥倫 比亞大學講授英美及比較文學至2003年病逝。長期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薩依德,以其《東方主義》一書聞名,為後殖民論述奠基,促成了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以文學研究起家的薩依德,視1967年六日中東戰爭為其人生轉捩點,自此原來截然不同的學術和政治二合為一,他也開始熱切關懷及參與巴勒斯 坦政治,大肆批判以西方為主導的本質主義政策及論述。「1967年以後,我非復昔日之我」他這麼說。我們可以斷言1967年是薩依德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起 點。特立獨行的他常因對權勢直言不諱而成為爭議性人物,甚至遭到死亡恐嚇。晚年罹患血癌的他卻依然教學寫作及發表演講,更加快了出版專著的腳步,與時間和 病魔頑抗。另外,他還是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和樂評者,曾與猶太裔音樂家巴倫波因(David Barenboim)對談,並攜手創立東西合集管弦樂團,藉由音樂促進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了解。在以巴及伊斯蘭問題持續僵化的今日,世人更加懷念這 位勇敢無懼的知識分子。

由身體力行的薩依德撰寫《知識分子論》,自然最適合不過。此書論及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exile)、邊緣人 (marginal)、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以及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首先梳理了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用法,發現一直以來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主要用於負 面,讓人聯想到「象牙塔」和「譏諷」。而他也舉出兩個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描述。第一個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普遍堅守不變的工作,後者則從專業領域中主動參與社會,獲取某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支持與贊同(他指的是無產階級),以 便能夠引導社會階層的走向。第二個極端的描述則是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顯然在他的理想國裡,大概只有 蘇格拉底等少數才智出眾之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010

左右翼「知識分子」定義歧異
乍看之下,左派和右派陣營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截然不同,而仰賴左派理論的薩依德似乎必定推從葛蘭西而斥責班達。其實並不然,薩依德頗能理解班達的理 想。他認為班達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堅強人格,幾乎永遠處於反對現狀的狀態,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尤其在受到正義的感召時,必「叱責腐敗、保衛弱 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也因此,這樣的人數量必定不多,只能是少數從高處發聲的清醒的人。另一方面,薩依德雖肯定葛蘭西的主 張,卻也點出葛蘭西理論中危險的一面:知識分子可能會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能幹的本業。因此他堅決主張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但這個公共 並不是要取悅大眾,反而是要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被任何集團收編,從而代表且提醒那些被遺忘的普遍原則,如自由與正義的議題。對薩依德而言,一 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抗拒」或「對抗」是薩依德不斷覆述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 確也做到了。這或許就是薩依德不滿意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原因,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導致那對抗模式和過程都被忽略了。對薩 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權勢說真話。

(待續,請閱下篇

June 10, 2013

靖國神社前的凝神

《南洋商報.商余》
2013.06.07

「父親、母親,太郎將比你們先離開人世。請原諒我無法報答你們23年來的無私奉獻……太郎不是父親和母親的孩子,太郎是天皇陛下之子……」長崎太郎,陸軍中尉,1945416日卒於新幾內亞。

靖國神社每月皆展示一封赴死前的遺書。四月,這位太郎中尉過世68年了。今年櫻花開得早,靖國神社的櫻花瓣沒有一片片旋落於他的遺書上。

身旁的日本人沉默莊嚴的站在遺書前,用緩慢的氣息呼吸過一字一句,眼角閃過一道母親的淚光。玻璃把單薄的身影反射在遺書上,於是他們融為一體。我想起林徽因姪女林瓔(Maya Lin)設計的越戰紀念碑,如大地裂開的傷痕,人的身影反射在刻滿陣亡戰士名字的紀念牆上,讓你無法不正視自己。

神社主殿旁立了一位印度律師的像,他的名字叫拉達賓諾德.巴爾。在「東京審判」時,他是所有法官中唯一堅持日本戰犯全員無罪的,自此他在日本和印度外交史上成為雙方友好的象徵。他譴責各國對日本的報復行為是不義的,他當然也因此遭受了被侵略國的指責。

什麼才是正義,我一直問自己。美國的兩顆原子彈難道就是山姆大叔讓世界和平的正義手段?


我到靖國神社這天,東京大學的新生入學式在附近的日本武道館舉行。許多望子成龍鳳的父母帶著剛考上東大的孩子,到這裡參拜。他們是否也會停在這片木板前,為一位即將赴死的孩子掉淚?


五月病

《南洋商報.商余》
2013.06.01
 
一起上日語課的韓國男生遲到了,他說電車「西武新宿線」今天全面癱瘓,他等了一個小時,站內人潮蜂擁,大家都很苦惱。日語老師一聽,搖搖頭說:「唉,五月病啊。」老師的第一反應真準確,馬上猜到是自殺事件了。

日本學校在四月櫻花盛開時開學,高中生經歷高考生死戰後進入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活。但這種激情往往在一個月後退散,沒過多久就發現失去了「考大學」這個人生目標,一時不知道要往哪裡走。五月病(Gogatsu byou)患者就是指在五月份感到意志消沉、躁鬱煩悶、萎靡不振的人們。

另外,每年四月底至五月初是日本的「黃金週」(Golden Week),連續一個多星期的假期結束後,又時逢春夏交替期間,心情容易因天氣變化而感到煩躁,導致上班、上課的人們開始感到適應不良。於是,五月病來了。

日本是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前五甲,尤其在東京這個大都會,擠滿了各種為了不同目標而聚集的人們。

我想起林芙美子的長篇小說《浮雲》。二戰時被派到印度支那的雪子與富岡在異地相知相戀。戰後躲過一劫回到東京,卻發現甚麼都變了,連他們的愛情都變得微不足道。他們在寒冬中用熱帶的想像取暖,用想把對方殺死劃下完美句點的意志渡過戰後日本的蒼涼。然而浮雲般的夢始終無法以兩手撐起,雪子最後病死在一個月下三十五天雨的屋久島,富岡如夢初醒。

這個五月,有些人如夢初醒;有些得了五月病;有些為了持續抗爭,以堅毅不拔的精神走下去;有些自願以疲老的生命換取後人的幸福……那個目標,還遠嗎?
被遺忘的時光/攝於日本北陸本線鐵道上




天皇有罪

《東方日報.名家》
2013.06.10

日前隨同日本教授和同學一起參觀靖國神社遊就館以及慰安婦博物館,震撼很大。無須贅言,靖國神社的爭議浪潮從來沒有停止過,日本領導層參拜與否都成為舉世關注的新聞。神社旁的遊就館是一個展出「戰爭」的博物館,一直以來被批為日本「美化戰爭」的展示。有趣的是,「遊就館」取名自《荀子》〈勸學篇〉中的一句:「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意即居住要選擇鄉里,交遊要接近賢士,以免受邪僻誘惑,而接近中庸之道。

荀子的話,想必中日兩國也有不同詮釋。展出日本近代戰爭中使用的武器、軍人遺物和戰時資料的「遊就館」,是否將侵略戰爭視為一種英勇壯「士」行為呢?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軍人的確為國出使四方,不違抗君王之命,但是否有羞恥之心,則不得而知。

入館第一層依時間順序展出古時代日本武士文化,到明治維新西方武器傳入,西南戰爭的爆發,詳細介紹日本的「武」勢力。接著就是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和一戰時期。旁邊身穿日本武士服的導覽員激動地用日文為參觀者講解,戰爭的聲響還在耳邊。這還沒結束,樓下的展示才是重點,大東亞戰爭開始了。沒有意外,南京大屠殺只以「南京事件」之名輕描淡寫,只佔了展板的一小塊。馬來亞的淪陷也只是多場戰役中的一環而已。

走出遊就館,望向天空彷彿戰機就在頭上盤旋。小時候看的新加坡連續劇畫面突然湧現,口裡不停罵「bakero!」的軍人頭戴類似Hush puppy的軍綠帽子,恐慌的婦人和小孩在他腳下被踐踏。不落的太陽旗在街道兩旁飛舞,下面散佈著一群死狀恐怖的平民。老實說,這就是我小時候對戰爭的印象。來到日本,偶爾在某處看見高大聳立的旗桿和飛舞的太陽旗,我不寒而慄,立即想起的竟也是這個場景。這面國旗,對我來說不陌生,然而我始終無法把自己眼前所見的日本和這面從小住進我腦海的國旗聯想在一起。難道那畫面就是我對戰爭暴力的原初場景(primal scene)

參觀了靖國神社,我們到非政府非營利的慰安婦博物館(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簡稱WAM)。一進門看見門旁貼了幾個頭像,上面寫著「被判有罪的日本軍方代表」,其中最大的一個竟是裕仁天皇。天皇有罪?什麼時候的事?我們議論紛紛。日本同學也摸不著頭腦。後來館員播放了部影片,才為我們解惑。

2000128日,在東京舉辦了五天的「婦女國際戰犯審判」(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on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人民法庭,針對日本軍隊在戰爭時期強迫婦女充當日軍性奴(慰安婦)的罪行進行審判。法庭收集來自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東帝汶、荷蘭等地的64名受害慰安婦的供詞,以及專研歷史、國際法及心理學的專家學者的建議,加上兩位日本退伍軍人的證詞。於是援引二戰時存在的國際法,判了日本裕仁天皇「有罪」,日本政府有責任給予賠償。

這是件大事,這是有史以來日本天皇第一次被判有罪。1945二戰結束後的「東京審判」,裕仁天皇因被認為僅是傀儡,並無法操縱戰事而被判無罪。然而,在那個尊天皇為神的年代,戰士們為天皇而瘋狂作戰,政府有可能違背天皇意願擅自出兵嗎?顯然天皇並非無法操縱,他甚至可能是唯一一個能對戰爭喊停的人。在2000「婦女國際戰犯審判」上,就有證據顯示天皇其實知道慰安婦的存在,並且認可日軍的罪行,因此才被判有罪。

然而,我的日籍教授說,他們當時在國內根本不知道這審判的發生,新聞和報章都沒有報導。事實上,NHK在數個月後的確有報導此事,內容卻被大幅度刪減,天皇被判罪的裁決當然也沒出現,反而是節目後出現了一名右翼份子的評論,直說慰安婦是合法妓女,而且沒有證據證明她們當天的供詞屬實等等。據說,當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時的自民黨秘書長)就是要求電視台審查該報導的主要人物。

二戰結束後戰敗國日本對被侵略國作出賠償,然而這些賠償並沒有到達慰安婦身上。事實上,慰安婦開始公開身份訴求竟是半世紀之後的事。普遍上認為第一位出面指證日軍罪行的是韓國人金學順,當時已是1991年了。要婦女將自己曾淪為性奴之事公諸於世,這需要多大的勇氣,於是這創傷被消音了半世紀之久。金之後越來越多慰安婦勇敢站出來,於是更多組織投入、更多人著手關注,也才有2000年的國際審判。但由於該審判是人民法庭的裁決,並不受國際法律制約,因此並不能以法規定日本接受裁決並作出賠償。

然而,日本並不是沒有道歉,前首相村上富市曾正式向慰安婦致歉,並倡議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發給慰安婦賠償金。然而,這是個向公眾募款的民間基金會,日本仍然不願以國家賠償來處理。於此同時,許多右翼分子仍主張慰安婦是有工資的妓女,罔顧許多受害者乃被強迫的事實。數星期前大阪市長橋下徹的「慰安婦必要論」更讓人心寒。而且,教科書上對慰安婦隻字未提,更不用說博物館和紀念碑了。

我們參觀的這間民間博物館就是在2000年審判以後才籌備成立的。小小的陳列室棲身在某棟大樓的小角落,因經費問題無法永續經營,只有兩位正式職員,而且鮮少人知道它的存在。隨行的一位韓國同學曾在韓國慰安婦之家(House of Sharing)擔任義工,她說,20萬慰安婦中絕大部分是韓國人。慰安婦之家在1992年成立,目前有九名年老的倖存者住在裡頭,她們每星期三風雨不改,定期到日本大使館前示威抗議,至今已超過一千次!一千次的示威,這數字讓我甚難想像。然而各國許多受害者都已經相繼老去、死去,但還有人在等,她們在等一個真誠的道歉,她們正努力和時間賽跑。

德國最近公佈將提供十億美元的款項,來照顧大屠殺時受害的猶太人,讓他們安享晚年。正當歐洲面對嚴酷的財政危機,德國卻仍撥出這筆不小的補助,讓56000猶太人受惠。當然,受害者曾受的恐懼和創傷無法用錢抹去,但他們需要加害人正視歷史,真誠認錯。他們需要世人聽見歷史的真相,行己有恥,警惕自己不犯同樣的錯。身為人,他們絕對有權利訴求正義與公平。

對人權和尊嚴的訴求,將是一場永不止息的戰鬥。


[] 馬來亞日治時期有不少慰安婦,但在審判時卻沒有一位親臨供證,這現象值得再深入探究。

May 31, 2013

新馬兄弟情?

《東方日報.文薈》
2013. 05.21


前兩天新加坡免費報紙Today刊登了篇評論文章,作者Bilveer Singh是南洋理工大學「國家安全卓越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標題〈新加坡承擔不起(cannot afford to)馬來西亞政治的進口〉,當然也可以翻譯成新加坡「經不起」、「無法負荷」、「承受不了」等委婉的說法。但通篇閱讀下來,可以發現這樣的委婉只在標題出現,內文的新加坡不再扮演承受不起的角色,而是一個優越的主人(host)。

58日及11日,旅新大馬人聚集在魚尾獅公園抗議選舉不公,事後21人被捕,幾位的工作準證和探訪準證如今已被吊銷。512日,新加坡社會工作者Jolovan Wham在芳林公園Speakers’ corner發起聲援馬來西亞人的集會( “Singaporeans in Solidarity with Malaysians”),吸引了上百人支持。有趣的是,這個仿效英國海德公園的演說角落理應讓人們隨性但負責地發言,卻早已定下「只有新加坡公民可發言、籌辦;永久居民可參與」的條例。意思是,占新加坡四分之一人口的外籍人士在這裡沒有發言權,甚至不能參與(這點Dr. Singh在文章中也用 “Strictly”來強調。)但當天現場還是有許多新加坡人現身聲援,令人感動,不少馬來西亞人則在旁扮演「觀察者」角色。

Speakers’ corner 都沒有外籍人士說話的份,其他地方更不用說了。Singh開篇就表明立場:這三場集會「不應被鼓勵和縱容」,因為這會對兩國帶來嚴重的後果。他不僅譴責旅新馬來西亞人一邊享新加坡福利的同時觸犯該國法律,將自己國家的事帶來新加坡,而「損害了新加坡共和國和新加坡人的利益」;更甚的是,他也譴責聲援馬來西亞的新加坡人。他說:「新加坡人涉及馬來西亞政治(或反之)都只會帶來弊多於利。新加坡人必須銘記,我們不容許其他人以任何藉口干預我們的內政因此我們也不應該干預別人。」

Singh最後的結論是:如果有任何人要代表新加坡政府發言,這應是政府選出的官員代表的職責,而不是任何公眾集會的一般召集者。

看到這裡,我心一沉,不禁覺得新加坡政府奉行的「和諧」政策,自上而下深刻地在思想層面上影響了新加坡人。我認為,從Singh的言論可以發現他(以及許多支持他的看法的新加坡人)在三方面反映了社會的封閉。第一,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剝奪。以法治國是必要的,但是不是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條規都是必要的,則必須經過人民的考驗。在新加坡生活,會發現不管在政府機構、學校單位、私人企業等,最公平且最有效率的一句回答就是:"It is against the rules”。挑戰法律,你就準備受到已制定好的懲罰。但是,有沒有人質疑過法律是否違反了人權?新加坡的集會法和公共秩序法讓新加坡更加「和諧」或更引起恐慌?「和平集會」通過和平手段訴求不公,試問從哪一方面損害了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利益?干擾了新加坡的秩序?這也是馬來西亞和平集會法需要被檢討的。

第二,國籍歧視。在演說角落舉辦聲援馬來西亞人活動的Jolovan是新加坡「移民經濟人權組織」(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nt Economics, 簡稱HOME)的主要成員。這個NGO組織為外籍勞工在生活和工作上提供協助,也常常針對外籍勞工在新加坡受歧視及不公待遇作出訴求。新加坡531萬人口中,有149萬外籍人士(持有最低「工作準證」的占半數[1])。這麼多的人口其實並沒有到應有的保障,他們被邊緣化到新加坡社會最底層。在新加坡光鮮亮麗的外表下,許多外籍勞工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工資少得可憐還被拖欠(他們的月入和新加坡人平均收入相差千萬里),而新加坡社會普遍的排外心理也把他們的需求拒於門外。半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外籍巴士司機罷工事件[2]在在顯示政府強硬壓制外籍勞工的訴求管道和權利。而Speakers’ corner的「外人勿進」概念不也透露出了排外、封閉、歧視、不公的主張嗎?新加坡最新人口白皮書表明要在2030年前將總人口提升到690萬。外來人口大幅度增加,若再不改善對外籍人士的政策,各種問題將接踵而來。

第三,對周遭社會變動的冷漠。這一點從人文的角度來說。在東南亞,自脫離殖民宗主國獨立以來,社會在不停地變動。如今在知識生產、經濟發展等方面已不再是歐美「列強」專美的時候了,亞洲有能力獨自站上世界的舞台發揮影響力,但亞洲各國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卻仍是貧乏的[3]。不少人認為新加坡是東西文化交會的橋梁,歐洲甚至羨慕新加坡在全球經濟不景時期仍是一片繁榮景象。但,生活在安穩「和諧」的社會中,有多少人願意走出安逸,看看鄰近的亞洲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換言之,人們不重視自己和周遭社會的連帶關係,總是自掃門前雪。然而, Singh卻以「干預他國內政」、「干擾公共秩序」為由反對新加坡人關心馬來西亞政治,甚至譴責新加坡人「協助」馬來西亞人把政治帶入國[4](這顯然也是馬來西亞政客喜歡玩的手段)。抗議馬來西亞選舉舞弊,哪國人都能參與。這是全世界人民的民主訴求,這是抗議集權、貪污的全民力量,而不應被視為僅僅是「國家內政」而已。

Jolovan在隔天回應了Singh的這篇文章。他指出新加坡人曾在演說角落抗議緬甸政府再次延長昂山舒吉的軟禁,也舉出各國人民在不同國家聲援緬甸民主進程以及譴責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等等的例子。「在世界各地,人們通過和平示威和集會,建立友愛(camaraderie),促進正面的社會變革」他說。

是的,就是這種友愛和連帶的精神。聲援馬來西亞的新加坡人並沒有要代表新加坡政府發言,他們代表自己,代表人類,代表一個共同體、一雙友愛的手,一把單薄但響亮的聲音。


[1] 新加坡依薪資高低將工作準證分為幾級:最高級為Employment Pass,月入達3000新幣以上者方可申請;中級為S Pass,月入2000新幣以上者;其他皆為最低等級的Work Permit。目前新加坡政府正擬定調高最低薪資門檻,欲取得中級及高級工作準證將更困難。由此可見新加坡的階級分化嚴重,就連申請手機門號這件簡單的事,也有階級差別:Work Permit持有者必須支付500新幣按櫃金,其他級則不用。

[2] 201211月新加坡SMRT巴士公司超過100名中國籍巴士司機群起罷工,抗議不公的薪資和工作環境,這是26年來首次罷工行動。然而,這起事件被視為「非法」罷工,29名司機事後被遣送回國,其中4位發起人更在今年2月被判入獄。

[3] 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陳光興教授在其《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有十分啟發性的洞見。

[4] 有趣的是,前柔佛州州務大臣阿都干尼在競選期間越堤到新加坡拉票,甚至在新加坡接受媒體採訪,這就不是把馬來西亞政治帶入新加坡?